20年前（1994年）父亲钱潮（儿科专家）以98高龄逝世。我曾想写一篇文章纪念他，可一直未动笔。现在我自己已是85老叟，说不定哪一天想写也写不成了。

　　父亲去世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可他留下了一笔最大的无形遗产，那就是将我们兄弟5人都培养到大学毕业，让我们终生受益。即使在日寇占领上海时期，我们也没有辍学过一天。那时候我们一家有18口人（三叔和舅舅失业，均全家住我家），而挣钱糊口的只有父亲一人，就全靠他支撑着，这多么不容易呀。父亲17岁就考取官费东渡留学，埋头读了8年医科，再做了3年住院医生才回国，故而他十分重视孩子的学业，每个学期末他都要检查我们的成绩报告单，加以评论。这样就促使我们努力学习，不敢懈怠。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为了躲避日寇，我们一家老小搬到了上海英租界。1938年，我国大片领土已被日寇占领。日本趁此在南京成立伪中央政府，安排大汉奸汪精卫任伪中央政府主席。此时九州帝国大学的小野寺直助教授来到上海，他是指导父亲多年的恩师。他受日本政府委托，劝父亲出任浙江省伪省长，因为当时父亲已经是一位颇有名声的医学专家。父亲坚持民族大义，严词加以拒绝。看着我家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岳飞的大字：“还我河山”，小野寺失望地走了。结果日寇找了父亲的一个同学傅式悦出来担任傀儡省长。抗战胜利后他以叛国罪被枪决。回想起来，我们十分庆幸有这样一个不受威逼利诱的好父亲。

　　1948年下半年，辽沈战役已告结束，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正波澜壮阔地开展着，解放大军指日即将南下。父亲考虑到上有年近80的双亲，下有5个都在念大学的儿子，担心他们在战乱中的安危。所以就委托去台湾的姻亲在台北买了房子，打算全家搬至台湾。他的许多老友均已陆续离开大陆了。正在此时，老同学郭沫若来看他了。郭老说，像父亲这样有造诣的医生在解放后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郭沫若的劝说下，犹豫不决的父亲终于下了留沪的决心。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果然，解放后父亲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他被政务院聘为科委医学组组员，被卫生部聘为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又聘他为市血吸虫病研究所顾问、寄生虫病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重新从事医学研究的夙愿终于实现，他感到自己越活越年轻了。他还担任市政协委员和新成区（现静安区）政协副主席、中华医学会总会理事等职。1958年春，父亲不顾自己已经年逾花甲，积极下乡投入防治血吸虫的斗争。1959年，新成区（即后来的静安区）中心医院成立，父亲被任命为该院副院长兼儿科主任。1959年秋，暴发性（或中毒性）菌痢在上海流行。此病发病急剧，死亡率达90%，严重危害儿童的生命。上海市成立了暴发性菌痢研究小组，父亲也被邀请参加。

　　1959年深秋，卢湾区中心医院有一例暴发性菌痢请父亲紧急会诊。当他赶到时，病孩已经气息奄奄。64岁的父亲用老花眼观察孩子眼底，发现小动脉严重痉挛。他创造性地采用了大剂量阿托品反复静脉注射，眼底微循环逐渐恢复，病情开始有起色，经过通宵抢救，病孩终于起死回生。这极大地鼓舞了父亲。一年内，静安区中心医院儿科连续收治了149例暴发性菌痢，均采用了阿托品疗法，全部被救活。其中每一例，都是父亲通宵达旦地陪在孩子身边抢救成功的。这时我在瑞金医院工作，父亲常和我讨论微循环的病理生理机制，我发现他对阿托品疗法的认识开始提高到理论高度。

　　1961年，66岁的父亲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以阿托品为重点的综合施治对中毒性菌痢的疗效》，在世界上第一个报道了以大剂量阿托品治疗中毒性菌痢而取得成功。这篇论文引起了医学界的震动。这个新疗法立即被全国接受，并很快被推广到治疗其他各种感染性休克（暴发性流脑、中毒性肺炎、中毒性乙脑等），效果均佳，从而挽救了无数生命。

　　1965年，由父亲主持的科学研究报告《中毒性菌痢的阿托品疗法》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通过鉴定，并在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颁发的重大科技成果奖。阿托品治疗中毒性菌痢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对微循环的作用。1977年，“中国微循环研究学会”成立，父亲被公认为是这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以82岁的高龄老人被选为该会首任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