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清晨七时，历史学家、担任过我多部纪录片历史顾问的沈渭滨先生仙逝了！闻之涕下，哀恸之情久久难以平复。

　　初识沈先生是在2008年的早春。当时我为我的一部纪录片登门拜访沈先生，邀其担任节目嘉宾。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身穿时髦的铁红色棒针衫，点燃一支烟，坐在沙发上耐心听我讲完纪录片的大致内容，最后，他拒绝了我的邀请，理由是纪录片的内容并非他研究的范围。他还言之凿凿称，不是他研究的东西，他怎可在电视上乱讲？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顾及声名的倔老头！好在我头脑活络，抓住他的话说，您不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吗？袁世凯主谋刺杀宋教仁算不算辛亥革命？这下沈先生无话可说了。但他反应极快，又指出《刺客列传》片名不好，为刺杀革命志士的刺客树碑立传，他不干！我当即答应，修改片名。或许是被我的执着打动，沈先生没有再推辞，最终答应担任《刺杀宋教仁》那集的嘉宾。后来才知，他很低调，不太愿上电视，只是念我做纪录片不易，不忍生硬拒绝，所以才表现出这般“难搞”。

　　这部纪录片后来改名为《刺客令》，播出后不仅获得很好的收视率，还在全国拿了奖。我不得不说，因沈先生缘故而更改的片名，确实比原来更中性，也更贴切。沈先生想得周全！

　　从此，我与沈先生成了忘年交，他待我如师、如父，几乎所有我的纪录片他都帮着出谋划策。2011年，我做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特别纪录片《大辛亥》，沈先生更是不辞辛劳，五万多字的脚本，从初稿到最后定稿，每一稿他都反复审阅，逐字修订。《大辛亥》播出后，赢得了好口碑。沈先生功不可没！

　　沈先生身体一直不太好，但每次见面，他总是精神奕奕，从未显露一丝病容。2013年春，我请沈先生来录纪录片《科举》，他身穿笔挺的粗呢西服，拄一根酸枝木斯蒂克，风度翩翩地来到摄影棚。同事们见了他，都夸沈老师好有范儿！先生笑道，哪有什么范儿？多年糖尿病落下的足疾，不得不依赖拐杖。同事们都知道沈先生爱惜 自己的形象，在大家心目中，他就是一位很有范儿的老头！

　　沈先生经常叮咛我，纪录片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站得住、留得下的好片。这些年，他对我的期许和要求，已经成为我做纪录片的一种态度。沈先生提议我不定期举办一些沙龙活动，邀请史学界的一些大家来喝喝茶、扯扯淡，激发创作灵感。2014年6月17日，伴随着栀子花香和普洱茶的馥郁，“拾珠沙龙”迎来了一批满腹经纶的学者专家。他们口吐珠玑，谈笑风生，而我和伙伴们则忙着拾珠。那天，沈先生还情真意切地对大家说，他老了，已无所求，只希望能帮助我和我的团队做几部好纪录片，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多帮忙！现在回想起来，先生当时的话似别有深意，仿佛冥冥中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每次想起，总让我唏嘘不已。

　　如今，沈先生已乘风归去，翙翙其羽。虽然临行前白发稀疏，形销骨立，但他魂魄的羽毛仍然齐整光亮，一如与他等身的熠熠生辉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