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两个重要的字：一是“可”，所谓“万事皆可人意”；二是“适”，所谓“人生贵在自适”。这就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优雅心理，唯有“适可”才是人生最为美好的生活方式。所谓“适可而止”，乃是一种自我的平和与调节，凝聚着东方的智慧，教诲为人的原则与处世的道理。

　　宋代陆游的书房叫“可斋”，他有一首《书室名可斋或问其义作诗告之》：“得福常廉祸自轻，坦然无愧亦无惊。平生秘诀今相付，只向君心可处行。”诗人身在官场，但是不图自己的名利，只愿为百姓尽责尽心。“得福常廉祸自轻，坦然无愧亦无惊”便是诗人的为官准则。他将清廉看得比生命还贵重，而对追名逐利者嗤之以鼻。

　　明代高攀龙是东林党领袖，其诗文被称为“立朝大节，不愧古人，发为文章，亦不事词藻而品格自高”。他著有《高子遗书》12卷，内有一篇《可楼记》，文章最后的议论堪称绝妙：“有所可则有所不可，是犹与物为耦也。吾将由兹忘乎可，忘乎不可，则斯楼又其赘矣。”他对于人生的谨慎思考，总在“可”与“不可”之间抉择。

　　清代张敬修有一个“可园”，其建筑名多以“可”字命名，如可斋、可楼、可轩、可堂、可洲等。此人曾以捐钱得官，官至广西按察，后看破官场，急流勇退，于是辞官回乡，修建了这个“可园”以度晚年，并使之成为粤中东莞的一个名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