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老朋友： 越了解越敬佩

　　草婴先生的朋友和学生们都来了，有的来得很早，“看他躺在那里，穿着黑色西装，打着领带，头发梳得很整齐，还戴了眼镜，就想起了他以前精神矍铄的样子，心里很难过”；有的走得很迟，“只是想跟他再待一会儿，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

　　年近九旬的翻译家吴均陶先生腿脚不便，但他还是坐着轮椅、穿着厚厚的棉裤，坚持要来送一送这个老朋友，“认识他有几十年了。他看上去很平凡，但他的人格很伟大。越是了解他，就越是敬佩他。他一直一个人埋头在译稿里，20多年，不做官，不要名，不要利，甚至连我们译文出版社的社长都不肯担任。”吴均陶先生从事翻译工作逾60年，最了解其中的艰苦和甘甜，“草婴就是凭着责任感，一辈子用笔作武器，从最初宣传前苏联的文学作品，到‘文革’后投身托尔斯泰的小说翻译，捡拾起人道主义的光辉。他是一个信念特别坚定的人，像巴金一样，他是抱着理想来投身文学的。”讲到激动处，吴老语气有点哽咽。

　　素未谋面者： 一直与他“交流”

　　人群中有七八个背着书包的大学生，肃穆的面庞掩不住他们的青春朝气。他们告诉记者，刚上完一节俄罗斯文学的选修课就赶忙过来送草婴先生最后一程，“下个学期我们还要选修‘托尔斯泰精读’。”

　　他们的老师耿海英也在人群里，作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耿海英从事前苏联文学的研究、教学近30年，“虽然与草婴先生素未谋面，但一直在书中、在译作里与他交流，他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陌生。”耿老师还说：“亲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草婴先生的译作非常贴近中文的表达习惯。与其他译者相比，他很少用欧式化的长句，没有那种华丽的修辞和所谓的洋腔洋调，一点儿也不让你觉得是在阅读外文译作。比如草婴把《被开垦的处女地》的书名改为《新垦地》，把《人生下来不是军人》的书名改为《军人不是天生的》，如果细细体会，你就能够感觉到它的美妙。”

　　这份美妙，相信还会有更多文学爱好者今后可以慢慢体味到。据了解，草婴家人最惦念的“草婴书房”已基本确定落户徐汇区，“事情忙完后大家就会坐下来讨论，很快就会有具体方案，非常谢谢大家的关心。”红着眼睛，草婴先生的女儿盛珊珊告诉了记者这个好消息。　　　　　　　　   

　　本报记者 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