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一代儒宗钱大昕

　　嘉定人文荟萃，代不乏人。明嘉靖年间，归有光（1507—1571年）徙居安亭讲学十三年，他的散文上承唐宋，下启清代桐城派。人称：“隆庆之后，天下文章萃于嘉定，归有光之真传也。”清乾嘉年间，钱大昕、王鸣盛在乾嘉学派中独树一帜，他们突破尊经卑史的世俗偏见，集毕生精力研究经史之学，写下《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等鸿篇巨制。

　　钱大昕（1728—1804年），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乾隆七年（1742年），年方十五岁的钱大昕离开家乡到嘉定县城，求教于当时著名学者曹桂发。当年，考中秀才，在全县士林中出类拔萃。据《钱辛楣先生年谱》“乾隆十年乙丑”所记，先是本县宿儒王尔达（王鸣盛之父）慕其才而许婚季女。不久，城东坞城顾氏又延其至家课读子侄。这样，钱大昕学习更为勤奋。在坞城任教时，他于授徒之暇，“晨夕披览”，通读了顾氏家藏的《资治通鉴》《廿一史》等大量史籍。与此同时，他还留意著述，在阅读李延寿《南史》《北史》两部史书时，手编《南北史隽》一册。几年之间的刻苦自学，为他后来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以诗赋闻名江南，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南巡，钱大昕因献赋获赐举人，自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钱大昕至京之初，所担任的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一职，也许就是这个闲职，使他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是那个时代的“跨界”学者，例如，当时基础薄弱的天算历法知识，令许多士子望而却步，钱大昕知难而进，废寝忘食地深入研究，于乾隆十九年，撰成《三统历术》一书，对《汉书·律历志》中保存的中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历法《三统历》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于其错谬之处则刊正脱误，从而使“二千年已绝之学，昭然若发蒙”，一举成为天算的专家。在钱大昕对古代历法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的同时，工部尚书秦蕙田又特邀他参加《五礼通考》的纂修工作。在编修中，钱大昕博览了经部有关书籍，这又促进了他后来深入进行的经学研究。

　　乾隆十九年（1754年），钱大昕进士及第，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更是结交了一批饱学之士，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各有致力的方向和专长。他们互相切磋，互相补充，彼此结下了深厚情谊。乾隆十九年到三十一年，钱大昕仕途可谓春风得意，由翰林院庶吉士累迁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两次随同乾隆帝巡幸热河、五台等地。三次充任山东、湖南、浙江等省的乡试主考官，两次充当会试同考官。此外，还先后充任武英殿纂修官、功臣馆纂修官、《续文献通考》馆纂修官等职务，参与了编修《热河志》《续文献通考》《音韵述微》等书的修撰工作。这些典籍的编就，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中的组成部分。

　　钱大昕虽主张从训诂以求义理，但不专治一经，亦不墨守汉儒家法，主张把史学与经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经方法治史。自《史记》《汉书》，迄《金史》《元史》，一一校勘，详为考证。萃其平生之学，历时近五十年，撰成《二十二史考异》，纠举疏漏，校订讹误，驳正舛错，优于同时其他考史著作。钱大昕是中国十八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生前就已是饮誉海内的著名学者，王昶、段玉裁、王引之、凌廷堪、阮元、江藩等著名学者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公推钱氏为“一代儒宗”。

　　滨海临江的上海，也有过围筑城墙的历史，同治《上海县志》记邑人顾从礼请求批准修筑城墙的奏疏说，以前没有修筑城墙，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上海人“半是海洋贸易之辈，武艺素所通习，海寇不敢轻犯”，“虽未设城，自无他患”。可见当时的上海人中有一半是做海洋贸易的彪悍商人，生命财产的安全问题并不突出。今（指明嘉靖年间）上海居民成分稍变，面对的又是凶残的倭寇入侵骚扰，沿海祸患不断，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仅上半年就被倭寇烧杀劫掠达五次之多，子女玉帛损失无数。“是年六月贼去，乃议筑城防守。”据同书引用明张鹗翼《守城记》云“遂即在十月兴工，十二月完成”。三个月里就筑成了一道城墙，可见情势之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