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量先生记

　　1979年，华东师大的大夏楼三楼的中文系大教室里，来了几个长相斯文好看的高挑女子，旁听中文系七七级的俄苏文学课。那年我二十岁。我悄悄望着坐在空位上的陌生女子，我记得其中一个人，有着白皙的手背，它轻轻放在用得旧旧的木头课桌上，如此的教养深厚，让我想到老师上课讲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老师是旧式右派，被发送到了西北，看到过大饥荒的时代，西北如何人吃人，大人如何饿得只能吃了自己死去的孩子。二十岁的我，好像听鬼故事一般地听着，带着一股对蒙难者的敬仰。

　　老师有着瘦削的长脸，燃烧的眼神，讲到俄苏文学时，常常大段为我们用俄文背诵韵脚浪漫的旧俄长诗，莱蒙托夫，普希金的自是当然。老师讲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风雪交加追随着丈夫前往北方流放地。见到丈夫后，伏下身去，亲吻丈夫脚上的镣铐，然后与他们一路同行。老师讲到这些，眼睛格外明亮。我坐在第一排，看得清楚，那不是幸福的光芒，而是薄薄一层泪光。老师被右派后，他的妻子早早就与他离婚，留给他两个年幼的孩子，从命运的泥沼里抽身走了。

　　老师有颗斯拉夫式浪漫和热烈的心，他的心在俄苏文学课上热烈地跳动着。当老师讲到他喜爱并翻译了的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班上许多女生都纯朴地爱上了他。所以，当老师上课时带来手背白皙的女士旁听，女生们都心满意足地自叹不如。老师应该很幸福，难道不是吗？命运应该补偿老师所失去的，难道不是吗？

　　直到我们毕业多年，老师纪念翻译生涯六十年的时候，同学们为老师开庆祝会，女生们争着为老师朗诵《叶甫盖尼·奥涅金》里达吉雅娜写给奥涅金的情书。人人都热烈而清晰地记得老师当年为我们背诵这段情书时，那绿色玻璃黑板前洋溢热情的双眼。

　　老师教会我们去单纯地热爱欧洲文学里跳动不息的优美心灵。

　　我的老师是王智量先生。今年他八十九岁了，住在医院里。

　　老师教我俄苏文学的那年寒假，我每天去老师家补习英文。那时他家只有一间房间，在一座旧宅子的二楼。老师教英语的方式很特别，当时他正在翻译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我抄写隔日他口译好、记录下来的稿子，一边对照原文，不懂的地方向他提问。有时在他家遇到方平先生，莎士比亚的译者。他们谈天，争辩对一个词的翻译。我在一边抄写。那是1981年的寒假，我跟老师学狄更斯式的英文。

　　到了2016年春天，我去医院探望老师，见面还可以自然地用英语讲话。他还是像从前那样心满意足地笑着使用另一种语言，从未好像语言老师通常的那样，瞪着眼睛，竖着耳朵，认真查找学生在语法和读音上的错误。我霎时就记起来，那时他总是说，学习外语，要紧的是学到享受一门外语的能力，懂得享受语言带来的乐趣。后来他翻译了乔伊斯的《死者》，我知道他为什么单单翻译《死者》，因为那个结尾，白色的雪绵绵不断地落在香浓河畔黝黯的泥地里，这优美的意象。

　　我毕业已经三十年，但他仍旧是教授我外国文学的老师，教授我英文的私塾先生。他讲课时用过的果戈理的“抒情的插笔”，仍旧是我写作时需要主题旁溢时本能的技术。

　　我的老师总归是我的骄傲，他是我通向那些欧洲伟大作家和伟大著作的殷勤热烈的坚固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