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肖像

　　安格斯·迪顿教授，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为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分析研究做出重要贡献。他也是中民投全球专家咨询委员会今年的新委员。

　　迪顿教授1945年10月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在剑桥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是一位微观经济学家，在英国时就展现了过人的计量才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影响力无人可比，被称为计量经济学双塔之一，也是美国经济协会(AEA）前主席，著作等身，获奖无数。

　　迪顿教授上周在西郊宾馆参加中民投全球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接受了采访。全球专家咨询委员会作为中民投的智库机构，已汇聚了十余位来自全球政治、投资和学术等领域的顶级专家。作为中国民营资本的代表，中民投布局“一带一路”，建设50亿美元印尼产业园，25亿美元收购美国思诺保险，在宁夏打造全球最大单体光伏电站，购买100架空客直升机等一系列“大手笔”，背后都凝聚了“外脑”们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入解读的和行业趋势的精准把握。

　　迪顿教授慈祥和蔼，有问必答。如果记者问出一个精彩的问题，他会像老师夸奖学生一样给予表扬。这是他第一次到访上海。

　　全球经济在颠簸道路上前行

　　风物长宜放眼量。对于决策者及投资者而言，当下全球的经济状况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西方发达国家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甚至更早开始，就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持续下行的阶段。迪顿教授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极具挑战性但是又是激动人心的时期，关系到所有的人，包括消费者和投资者。他对长期的经济发展抱有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对中国。

　　“大家看到的是，中国作为近些年来经济增长的‘超级明星’，这几年里有所放缓，其实中国经济这样的增速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眼里是非常值得羡慕的。”迪顿教授说，世界上还有其他一些经济增长的亮点和投资机会。比如印度，印度的经济增长没有放缓。日本现在相较过去的二三十年来讲，经济增长也相当亮眼。

　　迪顿教授强调说，从非常长期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全球经济比作一辆在路上行驶的汽车。这条路颠簸不平，但是观察过去50年乃至250年，全世界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进步是巨大的，尤其是中国。长期来看，这个增长会继续。所以可能不是说世界的每一个地方，但绝大多数地方都已经或者是持续看到增长。

　　迪顿教授指出，现在媒体上一些报道总是发出“经济增长在放缓”的论调，但是媒体上很少有人说，如果从婴儿出生夭折率来看，同50年前比，现在有着巨大的进步，而人均寿命也有显著的提高，平均大约提高了20年。“所以提醒大家，我们在关注‘放缓’这些趋势的同时，也要关注长期发展的这些积极趋势。”

　　对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在进行的创新竞赛，迪顿教授认为创新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正是因为创新，使更多的人摆脱了贫困，日子现在相对过得比较富裕，而且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所以，到底谁在这个创新的竞争当中获胜，他觉得并不重要。所有的创新，都有益于人类的进步和福祉。

　　而就大家普遍关心的房产泡沫问题，迪顿教授打趣说，可能别人有误解，觉得他得了诺贝尔奖，一定能回答任何问题。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能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推断。定价泡沫是存在的，潜在的这种泡沫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美国之所以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房产以及其他领域产生的泡沫无疑起到主要推动作用。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尽力研究，这些金融工具对于金融危机也好，对于整个经济体也好，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但是是什么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基本上没有一个共识。金融工具在危机当中肯定扮演了角色，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讲，如果没有这些金融工具，结果可能会更糟。”

　　鼓励“先富起来” 抑制寻租现象

　　迪顿教授曾称自己是“数据哥”。他热爱收集和分析各种数据，目标之一是研究如何去衡量国家内部和全球的贫困以及不平等。

　　他反对富国对穷国直接援助，立场坚定。因为援助会破坏本国能力的发展，而穷国最需要的是建立起一个有效政府。正因为如此，他曾特别肯定中国的脱贫发展工作。

　　他对于贫困和健康的关系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说，科学研究已经表明，早期儿童智力开发特别重要，尤其是0-3岁时期。他在普林斯顿的同事研究过，在美国个子高的人普遍比个子矮的赚得多。“很多人矮，是因为儿童时期营养不良，这直接影响了个人的感知能力和正常智力的开发和发展。”

　　中国一些农村地区存在很多留守儿童，父母去了大城市打工，他们的成长期没有足够的营养和家长的陪伴。他认为，这个现象，必须成为国家决策者的一个决策重点，要使孩子们生活得更好。要么是让大家到城市里面来变得容易，要么是让留守在农村的人们能够生活得好一些。他同时批评说，相比中国，印度这方面的情况要糟糕很多。

　　“不少人问我：怎么才能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因为仍有很多中国人被经济发展抛到了后面。其实你们做的已经比世界上很多国家要好得多。印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完全比不过中国的速度和成就。”他相信，中国现在这些现象是暂时的，会通过政策引导加上经济增长逐步得到解决。

　　既得利益者可能会阻碍后来者的追赶，是迪顿教授近年来花很多时间研究和思考的问题之一。社会的确存在着不平等的状况。他明确表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实是一件好事。有些人之所以致富，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创新的做法，或者做了一些新的投资。他们的行动不仅使自己获得了回报，同时也为所有的人带来了好处，帮助了其他人。“那么，为什么不值得鼓励呢？”

　　然而，怎样控制先富起来的那批人阻碍后来者变富的寻租现象？他认为这其实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也是需要政府在决策中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

　　中国人不妨少存一点、乐观消费

　　迪顿教授说，他毕生主要的研究重点之一，是想去理解“为什么人们会消费，为什么人们会储蓄”。他发现在中国，就消费和储蓄这两方面，中国人的行为存在很大的谜团。今年早些时候到访中国，教授曾提出，中国现在进入了家庭消费的时代，中国人更加关注生活环境和生活品质的改善。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老百姓对于并不明朗的经济前景，谨慎地捂住口袋，消费时显得小心翼翼。作为经济学家，他可以给中国老百姓提出哪些建议，说服大家更乐观地去消费？本报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教授。老先生顿时微笑起来，点头说：“你提的问题非常好。”

　　他说，中国长期以来有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就是人人都在拼命地储蓄，存很多钱。西方的经济学家们努力想了解，这到底是为什么？从他的角度看，一般来说不鼓励政府插手，但是目前的情况，也许中国政府可以做的，就是告诉广大百姓家庭，大家现在已经储蓄得够多，放心消费的时机到了。

　　鼓励消费，政府要让百姓吃上“定心丸”，完善一系列的制度。他给出了三个建议：

　　一是开发信贷市场。但是，要在非常谨慎和管理良好的情况下，开发信贷市场。也就是说，让老百姓买东西，不见得需要存了钱才能买，可以通过一些信贷等途径购买，然后靠合理的计划实现还款。二是放开独生子女政策，这已经做到了。家庭多生一些孩子，做父母的有更多意愿花钱在孩子身上。三是政府要让所有的民众对医疗保障等问题放心。说服大家，我们国家有良好的医疗、养老政策，使人们不必为焦虑将来养老问题而不断地存钱。

　　而进入消费时代带来的美好愿景，如他之前所言：“中国蒸蒸日上，相信未来将有更好的环境和保障体系。中国人更多消费，少存一点钱，将为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多贡献。”

　　中国人可能低估了自己幸福感

　　作为微观经济学家，迪顿教授擅长用调查问卷的方法，获得大量来自一线的准确数据用于研究，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比如，大家很想知道，他做过关于收入与生活满意度的深入分析，对于幸福和金钱之间关系的探讨，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数据哥”教授显然很喜欢这个题目，这样回答本报记者：“关于幸福，我愿意花很多时间来谈，今天一天也可能说不完。”

　　幸福与对未来的美好预期正相关。他表示：“简单说来，我的确认为更多的收入能够增加个人的幸福感。幸福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当你知道生活会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幸福感就会加强。还有一个增加幸福感的因素是健康，当你知道你活得很健康，生活会更好，你就会拥有更多幸福感。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物质上的东西可能比起精神来说不那么重要’，但是其实有很多东西当你能够有把握的时候，的确让你更加幸福，其中也包括各种各样的沟通手段。我们知道能够互相沟通，也能让我们感到幸福。”

　　在他看来，中国人可能低估了自己的幸福感。他拿自己打比方：“我是苏格兰人。苏格兰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幸福的。当别人说：你好像看上去很幸福？我们苏格兰人往往会回答：哪里的话，我不怎么幸福。”迪顿教授觉得，中国人这方面有点像苏格兰人。他发现，其实在亚洲地区都有这样的现象。无论是韩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如果你问他们“你是不是感到幸福”，他们给出的答案，可能不会承认自己“有那么幸福”。“所以我觉得中国人表露出来的幸福，往往会打一点折扣，这跟我们苏格兰人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