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可可西里和鼓浪屿相继申遗成功，拥有52处世界遗产的中国成了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近几年，中国在申遗热潮中捷报频传，越来越多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得以向全世界推广，显著地增强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在这种狂喜的氛围之中，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那句“不要把申遗作为政绩”的提醒，真可谓振聋发聩。

　　中国各地政府热衷于申遗，与上世纪90年代旅游经济的繁荣密不可分。山西平遥古城在申遗成功之后游客量暴涨数十倍的“佳话”，更让许多地方官员意识到“世界遗产”认证是一块拉动旅游经济的金字招牌。在这种功利的政绩观的指导下，将申遗当成一种生意，正是当前中国申遗与遗产保护工作最突出的问题。

　　申遗在中国有多热？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有200多个项目有申遗意愿，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有59项，其中包括27项文化遗产、16项自然遗产、16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按世界遗产组织的规定，中国完成这些预备申遗项目至少要30多年。尽管如此，各地对“申遗竞赛”仍乐此不疲。

　　究其因在于，很多地方主政者认为申遗是一门划算的生意。从媒体报道看，各地在申遗方面的投入，少则数亿元，多则几十亿、上百亿元。几年前，陕西为推动丝绸之路申遗，曾投入上百亿元修复未央宫遗址，当地官员笃信只要申遗成功就能回本。西部一些贫困地区，也将烧钱申遗当作一种实现“弯道超车”的捷径。

　　这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套路，为诸多申遗乱象埋下了伏笔。一方面，不少地方为申遗成功不择手段，暴力强拆、数据造假等问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申遗成功之后就开始圈地收钱或门票提价，陷入了“重开发，轻保护”的误区。2007年，丽江古城等6处世界遗产，就曾因过度开发而被“黄牌警告”。

　　客观而言，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适度、合理的开发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遗产保护工作。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官员忘记了申遗的初心，片面追求申遗的商业价值，实质上对那些文化和自然遗产造成了“保护性破坏”。我们已多次遭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批评，这让作为遗产大国的中国很尴尬。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要出发。”在当前这股申遗热潮中，最不能忘记的是我们申遗的初衷，最该端正的是我们申遗的动机。在摧枯拉朽的城市化进程中，遗产保护是中国必须做好的一项传承性工作。如果把申遗当成生意、当成政绩，把遗产保护变成某种“烧钱竞赛”，很可能会让那些真正需要保护的珍贵遗产失去被保护的机会。对申遗和遗产保护的种种乱象及时纠偏，为时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