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是著名报人张林岚先生的笔名。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民晚报》复刊后，他用这个名字开了个“月下小品”专栏，每天300字，写文艺杂谈。其文字之精美，品位之不俗，常常读两三篇，便会对其文其人留下印象。可以说，他今天仍是我们做文字工作者的楷模。

　　去年盛夏时，我去探望他，不料他一人在家。95岁的人了，起身为我开门倒茶，动作有点迟缓，但精神还不错。他告诉我，过去每天读报的习惯现在主要看看标题了，《参考消息》有时会用放大镜看点文章。我说：“看你现在这样子，活到100岁应该没问题。”他像孩子般顽皮一笑，微微点头。我想他那时对自己身体是乐观的。没想到，只隔了几个月，突然获悉老张仙逝的消息。朋友电话里说，他走得安详，算是有福之人。但我还是没有做与老张诀别的心理准备。

　　我进晚报，老张已退休多年。与他交往较多，是从编辑晚报八十周年纪念册《新民春秋》开始的。当时想跳出一般纪念册的窠臼，提出用编年史的方式，每年选一篇报道或评论、或图片，由相关报人撰写评点，汇集成册，以此纪念这张报纸的风雨历程。因新中国成立前编过《新民报》的老报人已不多，所以他包揽了从1929年创刊至1949年前的大部分选文和评点文章。老张史观明朗，慧眼识珠，一年只选一文，今天连起来读，仍能清晰地看到这个民族弃旧迎新的缘由。

　　老张生前曾赠与我两书。一本是他的回忆录《腊前春后》，虽然装帧简陋了点，但叙述自己心路历程既坦诚又克制，文字优雅、意蕴深远，是我熟悉的人中写得最好的个人文本。另一本《啄余草》，是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写的一些新闻旧作，也是他的最后一本书。他在“题记”中写道：“此书属于‘剩’的一类文字，本应题名‘集外集’，不敢重复前贤用的书名，‘拾穗’‘拾遗’之类，又觉太滥，因而临时改了用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名句‘香稻啄余鹦鹉粒，梧桐栖老凤凰枝’的诗意。”那时他30多岁，做文化记者。写的报道风趣幽默，很少新闻体常见的陈词滥调。比如他有一篇写日本商品展览会开幕的特写，从五位日本女工作人员入笔，题目叫《日女如花》。他用喝茶聊天的方式一一描写她们的生活、工作、对中国的认识。他写道：有一位叫三田的小姐，曾经游览了北京的颐和园万寿山，她说，“从北京饭店到这些名胜区，各种建筑物上都是用红、黄、蓝等原色的，调和搭配得很好，看上去庄严富丽之极。这些地方和她在东京所见的中国茶楼，中国菜馆大不相同，说老实话，后者曾经使我对中国产生过错误的想象，因为不会配色彩。只见其庸俗、单调。”他在轻语漫话之间，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典雅和一些不肖子孙因不懂而乱来的痛惜之情写了出来。

　　另一篇《画中的童趣》，是他陪孩子参观前东德儿童画展归来后写的。“我们所看见的德国儿童画，特别富有生活气息，天真直率，发自孩子的内心。孩子没有顾虑，不会隐瞒所思所想，所闻所见，这是最大的好处。（大人则不然，往往陷入做作，造假，因此也就远离真实，缺乏真情）一看就知道，他们所画的是自己的生活，至少，也是他们所能理解的生活。取材也许是平凡的，开始叫人看了感到亲切。例如《母亲在吃早点》，是一个十一岁女孩的写生画：在早晨的餐桌上，妈妈煞有介事地装出一副拍照的神态，端坐着给小女儿写生。母亲的神情，装模作样，十分可笑。餐桌上的‘环境布置’——咖啡壶、早点和瓶花，以及画幅外的小画家嘲笑对象的态度，都如在眼前。再想想，我们大人所作所为，‘一本正经’摆出拍照架子的事还少么？”

　　老张最后感叹：“可是我们的孩子还不太会画这种有趣的图画。”

　　当然，这都是六十年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