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隐藏的真相

　　几周后，我的家里迎来了新成员：一位暂时寄宿的16岁法国女生。巧合的是，这个女生的好朋友寄宿在霍金家。“五月舞会”结束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伊莎贝尔·霍金邀请我和这两名法国女生去剑桥玩。让我长舒一口气的是，她开车比她儿子平稳多了。

　　与伊莎贝尔的交谈令人愉悦，她的言语间充满了智慧。更棒的是，她给我们提供了丰盛而美味的食物，她称之为“便捷冷餐”，我们就坐在史蒂芬宿舍外的阳台边上吃边享受剑桥的时光。从此，我的家庭和霍金一家走得更近了，每逢史蒂芬回来度周末，我的父母都会邀请他来吃晚饭。不过，我很快将再次出发去西班牙。

　　1963年7月的一个早上，父亲开车送我去盖特维克机场，我搭乘的航班本该在9时起飞，但因引擎故障而延误了4小时。当我终于在17时走出马德里机场时，负责接机的比尔·刘易斯先生对我开玩笑道：“还以为你绕道北极去了呢！”

　　接下来他带我去看了寝室。寝室在街角的一间公寓里，房东是皮拉尔女士，她身形瘦小，披着一头黑发。皮拉尔的另外一个租客西尔维娅在英国使馆上班。后来，西尔维娅向我抱怨说，不管白天黑夜，总是有皮拉尔的朋友突然出现在公寓里，严重影响她休息。听她这么说，我暗暗打算减短在马德里逗留的时间。不过那并不能阻止我尽情享受在那座美丽城市的每一秒时光，我参观了普拉多博物馆、位于阿兰胡埃斯的皇家寝宫，以及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

　　令人不安的是，我和西尔维娅都感到与房东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我选择撤离，坐上了前往格拉纳达的火车。在格拉纳达，我住在一个国际学生青年旅馆里。那个地方住着一群我见过的最热情激动最不可预测的学生。他们的话题可以瞬息万变，上一秒还在谈论政治，下一秒就会与你尽情地讨论诗歌。我在这座城市里到处溜达，看着街边的吉卜赛小孩儿们追逐打闹，或者在摩尔人修建的宫殿里闲逛，玫瑰花香和潺潺流水让我神志缥缈。有时，我会在小溪边独坐几个小时，并感到一股深深的寂寞。我意识到，我渴望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这个人就是史蒂芬。我们之前的相遇迸发出了惊人的火花，同时也带着一种相配的和谐。因为他的疾病，我想任何和他的关系最终都将是短暂且令人心碎的。但在那之前，我能帮助他完成他的使命，并找到哪怕是一瞬间的幸福感吗？我怀疑自己没有能力承担如此重任，我把这些想法跟朋友们探讨，大家都叫我鼓起勇气去尝试。“如果他需要你，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他们说道。

　　尽管心乱如麻，我还是坐上了前往马拉加的公交车，继续我的旅程。在一个换乘车站，我等待着开往拉利内阿镇的公交车，那将是我前往直布罗陀之前的最后一站。一个年轻男子上前询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训练成为一名西班牙舞者，他说我的长相和身材都非常棒。我似乎被打动了，正在此时，公交车进站了，我随即登上了汽车。现在回想当时的场景，如果当时的班车晚到几分钟，也许我的故事就彻底改变了。

　　回到马德里，听西尔维娅说，皮拉尔对租客越来越不满，她甚至要求西尔维娅搬出去，以至于西尔维娅不得不住在了我的房间。我并不介意西尔维娅的加入，不过，我很快就要离开了。

　　趁刘易斯在家举办派对，西尔维娅和我一起讲了皮拉尔的事情。我们告诉刘易斯，住在那间公寓会时常受到一些男性骚扰，这显然是皮拉尔疏于管理所致。晚上回家时，有老男人试图纠缠我们，好在我们发出呼叫声时门卫总能及时出现。有时上锁的卧室门把手会发出“咯咯”声，令人心惊肉跳……

　　听着这些故事，刘易斯的妻子吃惊得差点将开胃酒喷了出来，我们见了乐得合不拢嘴。于是当地的朋友们被紧急召集起来帮助西尔维娅找新住处。刘易斯的许多熟人都在英国使馆工作，他们都很有趣，也很谦虚，外交工作就是这时出现在我的兴趣名单上的。

　　第二天我乘坐飞机赶回英国，心里交织着复杂的情绪：一方面为离开这个美丽奇异的国度感到惆怅，一方面又为即将在我面前铺开的精彩未来感到迫不及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