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宣和至清道光年间，徽州地区一直是中国的墨都。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徽州卷入战局。许多地方成为焦土，殃及墨业。宣统元年出版的《墨林载笔》中载：“第自兵燹以来，造之墨家多半无力，即有重创斯业者，选材计功多不考究，几有‘易水无良工’之叹……”为避战乱兵燹，徽州制墨家背井离乡，辗转沪上，寻求生计，以重振墨业。

　　1843年上海开埠，国内特别是江南地区一大批文人、政客、书画家即被上海商业繁荣、人文荟萃所吸引，纷纷迁徙入沪。都市经济文化的多元需求，刺激了上海书画市场的崛起、兴旺。传统的制墨技艺与时尚的海派文化不期而遇，为徽墨生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同治三年，曹素功六世孙尧千举家来沪，在南市开设艺粟斋尧记墨庄。同治八年，婺源制墨家詹大有后裔在上海小东门点烟制墨。光绪三年，胡开文八房五世孙，在上海开设广户氏胡开文墨庄。与此同时，查二妙堂、胡汉文、詹奎元、何振山等一批工匠，从异乡来上海开设笔墨庄。海纳百川的上海，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沃土，一时，上海滩制墨业如雨后春笋，上海名副其实地成为晚清民国的制墨中心。

　　徽墨的重振雄风吸引了一大批寓居的文人，书画名宿，如海上画派领袖任伯年、钱慧安、吴昌硕、王一亭等，他们与墨庄联手，参与设计制作徽墨，以寄托自己的闲情逸致，一批具有海派特色的徽墨应运而生。

　　海派徽墨吸收和融合海派艺术的表现手法和创作精髓，在墨模雕刻方面，充分运用“平底浅浮雕”技术，镂刻细致，造型逼真，神韵毕现。在墨锭设色方面，去繁缛而取简易，以装饰性为基调，凸显墨韵气息。海派徽墨用料考究，形式多样，墨面或诗情画意、情趣盎然，或金石气韵、古朴雄浑，体现出“方寸之地，气象万千”的内涵。如任伯年“名花十二客”墨，以花拟人，高洁雅致；钱慧安的“提梁”集锦丛墨，以吉祥瑞兽为主题，所绘鹤、孔雀、鹿、象、狮、虎、飞禽等栩栩如生、逼真传神；吴昌硕“水仙”“寒香”墨，构图奇特、色彩浓郁、笔墨淋漓，加以金石书法入画，线条凝练遒劲、气度恢弘古朴，融诗书画为一体，给人以视觉享受。

　　作为一个特定的艺术门类，海派徽墨制作一直延续到民国末年。它给海派文化艺术注入了新的内涵，也推动了海派书画业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