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身患绝症的老专家，当朋友送给他一件小礼物，说能实现某种心愿，“我想工作”是他唯一的回答。这不是虚构的故事，对于中国第一代核专家而言，这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昨天，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的于敏院士去世，一个月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他还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我们当然不会忘记他在核武器研究上的成就，不过，今天我们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从上海这座城市的视角，来看看他的一生中更值得思索的部分。

　　于敏对上海很有感情，因为它与氢弹事业息息相关。1964年，中国爆炸原子弹后，帝国主义者不太当回事，揶揄中国“有枪无弹”，原因是以裂变反应施放能量的原子弹太重，不合适多数飞机和导弹搭载，只有当量更大、重量更小的氢弹才能赋予中国可靠的战略威慑。而氢弹的原理与原子弹有天壤之别，要把热核装料加热到高温发生聚变反应，如何制造和控制这种反应就成了世界级难题，专业术语叫“复杂构形”。

　　1965年9月，于敏和同事来到上海市郊，近百天里，同代号“J501”的计算机为伴，每秒5万次的运算，牵动着未来氢弹的热核材料能否充分燃烧。计算数学模型，分析数据结果，抓物理实质，成了常态，于敏围绕决定氚-中子循环次数的几个物理量反复琢磨，近乎痴迷。攻关中，从于敏到普通员工，都把上海先进科研条件当成宝贵资源，让自己看似模糊的设想逐步变成可信的公式，他们发扬科学民主，每个人都为复杂构形做出贡献。于敏坦言：“这是个大科学工程，必须要凝聚大家的共识，依靠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完成。”当11月下旬，突破氢弹原理的消息传到北京后，负责人邓稼先也飞到上海，狂喜的科研人员亲切叫他“财神爷”，于敏也凑热闹说“财神爷”到了，要老邓犒劳大家。那个晚上，所有人吃够了大螃蟹，也成为氢弹攻关中的“难忘一餐”。

　　在上海的短暂岁月里，于敏和同事反复设计、演算、推翻、再设计，这些经历对后来克服因核武器小型化带来的技术困难起到重要作用。于敏等中国第一代核专家有个共性，不仅重视理论，还重视实验，“理论和实验结果一致当然高兴，但有作为的科学家更愿抓住理论与实验结果不一致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会暴露理论或实验的不足，可能产生新的突破”。这种传统成型后，每当实验结果出现与理论不一致的地方，核科研人员既不沮丧，也不轻易放过，既思考理论上可能存在的毛病，也仔细推敲实验数据的真伪，寻找问题成因，不仅要求这些原因能解释当前的问题，而且还要与以前的结果相统一。“每当我们揭开一个又一个疑团，越来越多的现象为我们所探明和理解，心中那特殊的兴奋和喜悦难以言表。”

　　曾与于敏共事多年的核专家胡思得感慨，投身核事业的人，首要的是爱国情、事业心，像于敏、彭桓武、王淦昌这些人，本来在理论物理、应用物理等领域有很高造诣，调他们去搞核研究，他们怎么想？他们觉得这对国家太重要了，“我愿意去”是最朴素的承诺。上世纪80年代，老领导邓稼先因直肠癌住院，最理解他的于敏，所选择的是和病重的邓稼先一起给中央写建议信，内容是抢在国际禁核试到来之前，如何保质保量地完成中国最急需的核试验，确定急需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方式，这是对祖国和人民负责！胡思得形容，“邓稼先-于敏建议信”为中国核事业闯关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对中国的威胁和讹诈从未远离，但不管怎样，我们的团结，我们每个人的担当，才是中国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回顾于敏等核科学家为祖国筚路蓝缕、呕心沥血的历史，无疑会鼓起后来者迎接新时代挑战的激情与动力。

　　从于敏和他的同事们在上海日夜奋战的那个年代，甚至更早开始，直到现在、直到将来，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与科学事业“高地”，有能力也有义务为全国贡献、服务、辐射和带动，无论计划经济时代支援全国工业化建设，还是改革开放初期为全国改革开放创造财政收入，提供技术、人员支持，以及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带动长三角经济崛起，上海对全国的贡献，始终把国家需要放在首位。

　　正像于敏团队在上海所创造的“平地惊雷”，改革发展创新是国家的最大需要。上海必须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锐意改革，敢于啃骨头，敢于涉险滩，按照“四个新作为”的要求，砥砺前行，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