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姜

　　上海是一个由弄堂构成的城市，弄堂口总会有一个公用电话亭，当年叫传呼电话。

　　阿拉弄堂口，看传呼电话的是一个老头，矮小的个子，光秃秃的脑门，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摇摇摆摆，像一只鸭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居民对公用电话十分依赖。每次电话铃响，老头便会提起哑铃式的话筒，凑在嘴边，问明受话人是哪个门牌号，张三还是李四，要回电的号码是多少，不回电的关照点啥事体？然后抬腿往外跑，边跑边复述着问来的内容，直到找到受话人。

　　老头特别喜欢小孩，见到在弄堂里白相的小孩会做个鬼脸，或打一记头塌。小孩们也喜欢逗老头，每当他匆匆忙忙、念念叨叨地忙着叫电话时，调皮的小男孩总会寻他开心，这时老头不会与你纠缠，因为肚皮里正背着电话传呼的内容呢。

　　如此，老头对弄堂里家家户户的情况了如指掌，丈母娘的女婿，婆阿妈的媳妇，张小姐与男朋友礼拜几约会、勒啥地方，李先生出差几时回来，坐轮船还是火车……连七大姑、八大姨都搞得清清爽爽，在弄堂里挺有人缘。

　　到了七十年代，公用电话忙了起来，因为早年在弄堂里白相的小孩都长大了，先是上山下乡，每次探亲电话便会跟着来；再是谈婚论嫁，约会要靠传呼，卿卿我我也要靠传呼，其实在公用电话的年代就有煲电话粥的了。上海人是出名的精明，公用电话是以接通一次为计费标准的，市内电话通多少时间话与收费无关，有不自觉的年轻人就会旁若无人地在电话里谈情说爱、打情骂俏。在一边的人等急了，老头便会出来打圆场，因为都是从小看着长大的，只要老头打招呼，电话也就挂了。

　　梅姐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也没有工作，上海人称为“社会青年”。因为在家吃闲饭，公用电话便成了她常去的地方。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如花似玉，自然追求者无数，到底有多少，恐怕连她自己都搞不清爽，但老头都清爽。

　　八十年代上海人有三大喜叫“海、陆、空”。所谓海是“海外关系”，所谓陆是“落实政策”，所谓空是“家有空房”。那段时间老头的电话亭总是传来好消息，老头把喜悦挂在脸上与大家分享。

　　一天，老头兴冲冲地在我家窗户喊，姜家有人吗？母亲以为是有电话。老头说：“不是电话是有人来找，你家新加坡有人吗？”母亲说：“有。”老头指着身边的一位中年人说：“这人你认识吗？”母亲说：“不会是我弟弟吧？”母亲出生在新加坡，四岁跟着她的外婆回国，之后只知道弟弟、妹妹相继出生，但远隔重洋从未见到过。一九四九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忌讳提到海外关系，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舅舅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寻亲，姐弟俩相见喜极而泣。老头在一边说：“新加坡客人是问到公用电话亭，我便把他带来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如今上海街道再也见不到公用电话亭了，弄堂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叫传呼的老头、老太们大都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当年的那一份温暖却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