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迟疑,更不愿袖手旁观,舍弃个人舒适的日子,再征服一次海洋和自己……团结合力把所有饥饿和贫穷，从这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里赶走！”诚如留美博士童志鹏的以诗言志，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部分海外留学生怀揣报国壮志，冲破重重藩篱，毅然踏上了回国的征程。因为他们的回国，铸造了捍卫新中国国防安全的利剑；因为他们的回国，新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开创科技、教育发展的全新时代。

　　写给美国总统的公开信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负笈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极为振奋，回国意愿强烈。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留学生回国之路变得道阻且长——1950年春，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些国家百般刁难打算回国的留学生，禁止他们申请回到新中国。美国政府出于战略利益考虑，将中国留学生列为“无国籍人”，鼓励中国留学生申请永久居留权，尔后下令“一切受过科学训练的中国留学生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甚至出现传讯问话、扣留中国留学生的现象。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师昌绪就接到一份“不得离开美国”的警告，同样被警告的中国留学生约有120名，他们大多是研究尖端技术如航空动力、电子科技的留学生。据中国国家教育部的统计，截至1950年夏，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及已经就业的教授、学者共约7000人，主要分布在美、日、英、法等国，以留学美国的人数最多，其中学习理、工、农、医学科的留学生人数约占70%。只有身在异邦的游子才能深切地感受到“祖国的强与弱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无根浮萍的隐痛，回国之路的艰难，让海外留学生凝聚在一起。

　　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两个群众性团体，分别是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和北美中国基督教会学生会。早在1945年，周恩来在重庆就建议成立“中国科协”进步科学家团体，后来在海外陆续成立“留美科协”“留英科协”“留法科协”等，这些实际上是“中国科协”在海外的分会。“留美科协”会员人数约340余人，出版了《留美科协通讯》杂志。北美中国基督教会学生会虽冠以基督教名称，但宗教色彩不浓。1947年后，这两大组织的领导层和很多中坚分子多为左翼进步学生，有的就是中共地下党员。通过举办夏令营、冬令营、舞会等活动，两个团体将留美学生凝聚在一起，互相宣读家信，交流国内形势，畅谈归国设想。

　　1954年8月，在美国东部一个夏季休假地点沙岛夏令营聚会上，数十名留美学生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给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一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政府撤销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法令。8月5日，包括师昌绪在内的25位留学生在公开信上签名。那时，师昌绪参加了“硅在超高强度钢中作用的研究”课题，后来在该研究结果基础上发展出来的300M高强度钢，解决了飞机起落架经常因断裂韧性或冲击值不够而发生严重事故的问题。当时他也是美国国务院明令禁止回国的中国学者之一。

　　师昌绪等人白天在实验室工作，晚上就用花50美元购买的滚筒式油印机油印控诉信件，他还将装得满满的两大皮箱信从波士顿运到纽约去散发。一时间舆论哗然，《波士顿环球报》以通栏大标题报道并刊登了他和另外两名中国留学生的照片。师昌绪的导师柯恩教授劝导说：“你想回国，如果是因为工资低的话，我可以帮忙。”师昌绪平静地谢绝了导师的好意：“都不是，在美国我无关紧要，但我的祖国需要我，我是中国人，中国人需要我。”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大使级会谈就侨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美国移民局方才取消了中国留学生出境禁令。1955年6月，师昌绪等几十名中国留学生在旧金山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35岁的他历经磨难终于回国。每当回忆起这些经历，他感慨道：“回国的历程简直就像一场战争！”

　　欢迎早日归来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恢复经济，开展有计划经济建设等艰巨任务，但各方面专门人才奇缺。周恩来反复强调：“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祖国需要你们”的号召。随后，中国科协向海外分会发函，真诚地发出邀请：“欢迎你们早日归来，共同为人民服务, 为新中国的生产和文化建设而努力。”

　　为了争取留学生回国，早在1949年8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就开始招待回国人员，并委托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暂办招待和介绍职业的工作。同年12月6日，我国专门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一领导有关留学生回国事宜。1950年在北京、广州、上海、武汉等各个大城市设立了“归国留学生招待所”，负责招待回国后的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并且和教育部合作，制订了许多让海外留学生贴近祖国的规定：海外留学生回国期间，解决食、宿、旅、运、工作、学习各方面问题，明确每个入境口的招待地和招待标准等。当时规定，只要是新回国的留学生有适当的证明文件，登记后就可以到教育部招待所享受免费招待食宿，回国留学生按照“中灶”标准招待，其间还享有参观、游览、举行晚会的机会。

　　1956年9月，为了吸引更多的留美学子回国，周恩来提议成立“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成立分会。在通过家属、亲人、好友等写信给海外知识分子时，强调要“设身处地多为他们着想，不可埋怨他们迟迟不归，更不能因为他们犹豫不决或暂时不能回国而加以非难或指责他们落后……只要耐心地说服他们，他们终究是愿意回来的。对他们的困难和处境应给予同情和关怀，使他们感到祖国和亲人的温暖”。

　　同年上海成立了登记工作联合小组，动员家属与海外留学人员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反映家庭情况和祖国的发展状况，消除海外学子回国的顾虑。上海在虹口、长宁、卢湾、徐汇四个区以10户家属为单位成立联谊小组，联系留美学生家属，反映和协助解决有关争取留学生回国的困难问题。这些具体措施，使上海吸引海外留学人员的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据档案资料显示，1949至1956年从欧美国家回国在上海工作的归国留学人员共有225人，其中理、工、医、农科140余人。

　　深圳、广州邻近香港，是乘船回国的留学生返回国门的第一站。1950年，当金荫昌、唐冀雪夫妇等一行归国留学生，从旧金山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历经两个多月的航行抵达香港时，已疲惫不堪。下船后，留学生乘坐专门预备好的火车，直达深圳的罗湖口岸。这时，只见“工友们敲锣打鼓热情地欢迎，唱着《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也不禁随着工友们一起唱起来，眼里都饱含泪花……”当天中午，他们乘坐的列车到达广州，住在广州最高级的爱群旅馆，第一顿就吃到了丰盛的晩餐。金荫昌回忆说：“后来听说是周总理委托广东省教育厅招待的，晚餐费是总理付的账。我们自己还没为国家做什么就得到这样厚待，十分惭愧。”

　　当时，对归国留学人员，国家有比较细致的安排：工作安排上，尽量做到学以致用，工资普遍进行了晋级加薪；生活安排上，尽力帮助解决住房、配偶工作、子女教育等一些实际问题。

　　学成回国出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科研设备、科研人才极为匮乏，20世纪50年代陆续回国的海外留学生成为科研的领军人才。

　　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在留学时，他深感中国工业落后，“所以想学一门工业技术，学成回国出力”。赴美后，梁思礼先后在普渡大学和辛辛那提大学攻读电机工程、自动控制等专业，并获博士学位。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时，他断然谢绝了美国公司的高薪邀请，毅然回到祖国。他说：“新中国成立了，苦难的岁月结束了。我内心深处暗暗发誓，要把我们的一生奉献给祖国，要用所学到的知识报效深受苦难的祖国母亲，改变她贫穷落后的面貌，为她的独立、强盛、繁荣而奋斗。”

　　1949年9月下旬，梁思礼乘轮船回国。他随身携带了一个无线电收音机，在航行途中，无意间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新闻广播。当听到国旗是五星红旗时，他们找来一块红布，把大五角星贴在红布中央，四个小星贴在四角，在亲手制作的“五星红旗”下，开了一个热烈的庆祝会。1956年后，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后，钱学森担任院长，梁思礼担任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

　　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的童志鹏，1950年在一次“留美科协”的聚会上，为了欢送一批归国同学，热情洋溢地写下本文开头的长诗。在获得威斯康星大学电机工程博士学位后，他决定回国。担心离境时受海关阻挠，他干脆把全部家当都留在了美国，只带上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权威书籍和一些自己的学习笔记。回国后，童志鹏仅用了一年，就成功研制出比美军无线电台更轻便省电的新中国第一代军用电台，研制出第一台中国自主品牌的军用步谈机——702型步谈机。后来，他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代微波中继通信接力机和第一代机载火控雷达，为中国的“两弹一星”装上了“心脏”。

　　后记>>>

　　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约有2500名海外学子和专家学者陆续回到祖国。这批学者中，李四光从英国归来，钱三强从法国回国，钱学森、华罗庚、邓稼先、师昌绪等从美国回国……一批批海外回国人员，在新中国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科技、医学、农业和教育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和国前进的伟业上，镌刻着他们闪光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