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立下遗嘱

　　当时司徒中风后卧床行动不便，一旦傅泾波离去，根本无法生活，在感情上更无法承受失去几十年相依为命的学生兼良友的重大打击，以此推想，作为妥协，司徒雷登有可能会接受某些他本来不同意的观点。为了不连累傅泾波，司徒雷登甚至还特别声明，傅泾波“对这本书的内容完全没有责任；我们两人甚至对有些实质性的问题持有完全不同观点”。

　　1954年10月15日，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由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正式出版。在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司徒雷登明确反对搞“两个中国”，反对一些人提出的“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的主张。他呼吁美国政府不要考虑一方面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一方面又同意接纳大陆的共产党政府进联合国，因为这“在实际上造成一种分裂局面，出现两个中国”，而且“任何主张分裂的建议很可能遭到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和那两个相互对立的政府的共同反对”。

　　对中国人，司徒雷登的剖析是何等的准确和充满爱意啊——“中国人的心是和他们的住处一样，一般是对外来的人关闭着。譬如，北京城里满是私人的住宅，而过路的游客却看不到它们，甚至不会感觉到存在着这些住宅。四周的单调围墙，将那些一层的平房建筑完全藏在里面。那些用大漆漆过的门总是上着栓、关闭着，即便为来访的客人打开了，也只能看到一面雕花的大墙（影壁）。不绕过影壁，什么也看不到。但是过了这些屏障，就看到由风雅的院门和廊柱分隔开的一道道院子里的堂皇房舍、花园、亭台、山、洞、莲荷池塘，和同样赏心悦目使人惊奇的景致。在生人面前，中国人带着无感情、无表情的面容，外国人对这种东方人的面具是如此地困惑不解，但是，一经消除了担心和猜疑，信赖的善意就会油然而生，就像是那些隐没的中国住处一样，一定会随着准许进入那个园地，而使你发现、探奇和经历那丰盛的款待”。

　　回忆录最后，司徒雷登用了很大的篇幅赞扬了他一生的挚友傅泾波：“泾波就是我的儿子、同伴、秘书、联络员，我过去之所以能够对中国，对中国人了解得这么深入，大半都要归功于他。我们几十年的友谊证明，即便在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也会有质朴宜人、简单美妙的同伴关系。我于4年多以前开始的一场病，是对这一友谊的严峻考验，出院以后，我就和泾波夫妇以及他的两个孩子一起生活，我觉得我们就像一个美满的家庭一样，彼此十分融洽。在我身体十分虚弱的时候，他在长时期内一刻不停地照顾我，那是很累人的，这既需要对我的残疾具有最大的同情，也需要有最大的耐心。简言之，这种中国人特有的、在照顾病人中所表现出来的感情，按医生们的说法，可能是我得以奇迹般地恢复健康的主要因素。”

　　1955年8月1日，79岁的司徒雷登立下遗嘱：“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此种决定及变更之选择由我的朋友和同事菲力傅及其妻子作出”。他还提到，1946年周恩来离开南京前送给他的礼物——那只明代五色敞口瓶，希望能够物归原主。

　　6月24日是司徒雷登的生日，每年的这天，在美的燕大校友都会在华府28街傅宅相聚，为老校长庆祝生日，那时，司徒雷登会西装革履地下楼来接受学生们的道贺，但其余的时间司徒雷登大多卧床。他的床头挂着燕大校园的照片，他会一直默默地看着照片上美丽的未名湖和博雅塔。海澜总觉得，司徒爷爷虽然是美国人，却从未把美国当成他的家，他每天都在那儿等，等啊等啊，等着回他那个大洋彼岸的家。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在华盛顿医院去世，享年86岁。陪伴了司徒雷登40多年的傅泾波以中国式的传统挽联，表达了对恩师的无限哀思：形影相随数十年，一朝永别泪潸然。残红流水愁萧瑟，倦依栏干厌闻蝉。

　　明起连载《杂技好男儿程海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