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一位原崇明农场“场友”刘兄不幸身患绝症。那天在医院，当护士把刘兄推进手术室的一瞬间，担忧、恐慌、悲伤，一起涌上了我的心头，走到了医院底楼外面空旷的停车场，不禁失声痛哭。说来，自上山下乡赴崇明农场那天，我与刘兄近40年的友情日笃。他是我的好兄弟，也是大家公认的“上海好男人”——爱家庭，重情义，负责任。刘兄患病住院的消息，牵动了我们原农业连队所有知青的心，大家纷纷前去探望，解囊相助的有之，陪夜侍奉的有之，熬汤送药的有之……病房里涌动着爱的暖流。

　　一个社会需要正能量。而释放正能量，要有社会的“温度”。这个“温度”，就是人的向善之心、悲悯之心和正义之心。有了这个“温度”，即便是在冰天雪地，你也会倍感温暖。我不由想起了四十多年前的那些旧事。

　　那是“文革”时期。由于出身原因，我只能选择远离喧嚣，与书本为伍。那时，我痴迷上了诗歌。一次，我看到表哥那里有一本《普希金诗集》，死缠硬磨欲先睹为快，可表哥也是辗转借来的。最后说定第二天归还。为了赶时间，我只得“改头换面”，把“政治”课本的封面纸包在诗集外面，暗中带进教室放在课桌下“偷”读。想不到，一个工宣队员“巡逻”时发现了异样，凶狠地搜走了那本当时被称之为“封资修毒草”的诗集。 

　　结局可想而知：我被带到了工宣队办公室接受“审讯”。这时，诨号叫“阿伲头”的同桌，也悄然跟进了办公室，毅然为我“挡驾”，说诗集是由他带进的，错放在我的课桌下。工宣队当然不信。但“阿伲头”的这一仗义举动，却刀刻般地刻在了我的记忆深处，每每回想时，都让我感受到人性的纯真和美丽。

　　那时，我们班主任叶庆云老师30岁不到，教我们语文。白净秀气的脸上，一双大眼睛透澈明亮。她对工宣队强加在我身上的“罪责”表示难以理解，并用为那个时代所不容的举动，温暖了我以后的人生——她知道我酷爱文学又苦于没书读，就悄悄地把她学生时的读书笔记本借我阅读。而且，每次都按时索回——怕我再次遭“罪”。中学毕业赴崇明农场那天，叶老师特地赶到吴淞码头送我，趁没人注意，把她学生时的一厚沓读书笔记本塞进了我的行囊。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叶老师这样做，需要冒多大的风险！轮渡启航时，望着雨中那渐渐远去的叶老师背影，我久久地伫立船头，任雨水和泪水在我脸上流淌……

　　从那时起，我把友情看得如同我的生命一样宝贵。这不仅因为友情曾陪伴我度过了人生的寒冬期，更因为友情的属性是纯粹的、感性的、柔软的、炙热的；它与功利、麻木、生硬、冷漠无关。

　　这里，我改用著名歌手周华健一句关于“友情”的歌词，献给我的农场“场友”刘兄：朋友一生一起走；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还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