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婚育新风，关爱弱势群体”，不仅仅是一次宣传活动的主题，更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和任务。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市人口学会以“家庭幸福与健康发展”为主题，举办了2015年“7.11世界人口日”论坛，以期推进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理论研究，为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调研成果和思考建议。

　　这次论坛围绕“青少年发展与家庭保障、老龄化时代的家庭结构、关爱计划生育家庭”三个论题，邀请上海计生科研所研究员武俊青、市社会学会秘书长张钟汝、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彭希哲、市老年学学会秘书长孙鹏镖、市计生协秘书长段锦宏等专家学者在论坛上作了主题发言，在此我们撷取片段，以飨读者。

　　完善上海市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

　　◆ 段锦宏 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

　　上海市计生协会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与社会各界协同努力，致力于做好失独家庭帮扶支持工作。

　　在基线调查摸清需求的基础上，2012年以来，计生协依托生育关怀专项基金，以项目化运作为抓手，探索多元化帮扶模式，开展“阳光大课堂”等50项关怀失独家庭的公益性项目，着重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同时，与社会专业机构合作，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为有需要的失独家庭提供家政帮扶和生活照料。生育关怀专项基金为失独家庭帮扶和关爱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已开展的公益项目共66项，共投入经费395.367万元。在实际运作中，协会重视志愿者队伍的服务能力建设与管理，并积极探索建立志愿者长效运作机制和激励机制。

　　今后一个时期内，生育关怀专项基金需要进一步做强做实。未来如何进一步动员社会资源，拓展筹资渠道，做强做实生育关怀专项基金，增强对失独家庭的帮扶力度，是今后需要努力的主要方向之一。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还有待强化。失独家庭社会支持工作涉及到多个领域，需卫生计生、民政、人社、财政、妇联等多个职能部门、群团组织的协同配合。计生协会将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联系多个部门，呼吁将失独家庭的帮扶关爱融入大社会支持系统，确保失独家庭在相关服务中得到优先优惠的保障。社会组织不够健全，培育力度不够，专业性服务人员短缺。目前在对“失独家庭”的社会救助中，社会组织不够健全，培育力度不够。主要表现在，部分社区、社会团体以及非政府组织等没有明确的角色定位和职能分工，缺乏统一、规范的指导框架和建设体系，工作方式缺乏主动和创新，提供的服务缺乏针对性，社工队伍、志愿者的专业化程度偏低，缺乏科学方法、沟通技巧和心理疏导的训练。全社会关爱失独家庭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有待进一步营造。公众对失独群体的了解度正随着政府及相关机构的日益关注而提高，但其深层认知仍欠缺；部分失独人员几乎没有可以依靠的亲朋好友，以社区为依托的邻里互助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引导和开发。协会还需要进一步宣传倡导，营造全社会关爱失独家庭的氛围。

　　要发挥计生协会作用，完善社会支持体系。计生协会将继续本着“群众所需、政府所急、协会所能”的原则，以帮扶失独家庭为己任，更好地服务计生群众，为政府分忧。

　　1、凝聚合力，构建多元关怀服务机制

　　充分发挥计生协会的协调和纽带作用，建立失独家庭服务信息库，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参与，整合社会资源，从源头上确保生育关怀专项基金。

　　2、依托专业性社会机构，开展个性化的服务

　　计生协会将继续通过购买服务、共同合作等方式，依托专业性的社会机构，为失独家庭提供多元化、个性化服务。

　　3、加强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发挥正能量

　　计生协会将继续着力于加强志愿者队伍的建设，积极创新志愿者和失独家庭结对模式。

　　4、广泛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帮助和关爱失独家庭

　　以“小型、分散、多样、就近、自愿”为原则，开展社区活动，倡导邻里守望相助，积极引导和鼓励“失独家庭”走出家门，融入社区、融入社会。

　　是什么影响着上海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

　　◆ 彭希哲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自七十年代初实行以来，期间先后历经多次调整，从七十年代的“晚稀少”，到1980年代开始实行的“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到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的调整。中国人口的生育行为受人口（生育）政策的制约，也是社会经济变化的结果。

　　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的总和生育率曾经在过去的20多年间长期低于1，使得上海成为中国生育水平最低的省级单位。上海自2014年3月1日起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以后，目前进入婚育年龄的户籍女性中90%以上都可以按政策生育现在两个孩子，但根据市卫计委的统计，实际申请生育两孩的比例还不足5%，户籍人口生育意愿依旧低迷。

　　上海市2014年度再生育（二孩）申请数据为我们了解上海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提供了依据。研究表明，经济压力（包括现实的和未来预期）和子女照料的负担是影响上海年轻的育龄人群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

　　单独申请再生育夫妇中上海“土著”家庭的比例较高，可以接受的推断是夫妻双方都是“老上海人“的家庭由于有更多的家庭支持，且多数拥有上海房产，经济压力相对较小，得到双方父母支持的可能更大，其申请二孩的比例高于由“新上海人”组成的家庭。

　　申请再生育的单独夫妻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一半以上的夫妇都是本科以上教育水平，都高于同年龄群上海市的平均水平，且男性整体受教育程度高于女性。单独再生育申请夫妇低学历（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占比非常低（女性为6.2%，男性为5.1%）。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在经济方面的约束相对较少，同时对于子女的成长环境更加关注。 

　　一孩为女孩的单独夫妇更倾向于申请生育二孩，即便是在性别观念相对平等开放的上海，在申请生育二孩的时候仍然出现了“性别偏好”现象。在男女双方均为初婚的再生育申请中，一孩性别比为82.1，即第一孩是男孩的占45.1%，是女孩的占54.9%。这表明在申请生育二孩时，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单独夫妇更倾向于生育二孩。

　　限制再生育的主要因素在于政策和经济两个方面，当“单独两孩”政策放开时，经济条件成为限制单独家庭再生育的主要因素。对于很多上海家庭来说，生育两孩的货币成本，时间成本和职业成本都远远超过预期收益，严重抑制了他们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意愿。而这些成本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货币成本，还包括时间成本和职业成本。我们的预测结果是上海市生育一胎的家庭中约有33%的家庭最终会提出再生育申请。

　　育龄人群对政策的回应反映了政策的有效性。为使政策调整的目标能够真正实现，除了生育政策之外，需要相关政府部门通过政策优化、组合的方式，实现各种政策的配套实施，提供更好的生育养育相关的公共服务，切实解决育龄夫妻的后顾之忧，将两孩生育政策落到实处。以“家庭为中心”的家庭政策体系应当是中国未来社会建设和民生领域深化改革的最重要领域之一。

　　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在网络日益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社会转型加速的今天，人们的生育观念也在不断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网络舆论的引导、公共服务的改善、全球化和城镇化的深化都有可能对人们的生育观念产生影响，导致生育意愿进一步下跌或是回升。少年儿童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年轻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长期持续发展的财富，而不是负担。

　　空巢老年家庭的养老服务

　　——“7.11”世界人口日”家庭幸福与健康发展”论坛

　　◆ 孙鹏镖 上海市老年学学会秘书长

　　在上海，2014年60岁及以上“纯老家庭”96.6万人，占60岁及以上老人总数的23.3%，独居老人24.63万，占老年人总数的5.9%，其中孤老2.24万人（上海市民政局、市老龄办、市统计局《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数据手册》，2015）。

　　“空巢老人”，作为我国人口老龄化浪潮中最突出的表现和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已经引起了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上海在2004年就建立了全市纯老家庭的统计制度和数据库。近年来又有关爱独居老人“老伙伴”计划，率先于全国开展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研究养老机构内设护理床位的医保支付政策，试点居家养老的高龄老人医疗护理，推行社区卫生的舒缓疗护服务；开展社区嵌入型“长者照护之家”试点等等，这些尝试和亮点，标志着上海这座城市在关注“空巢老年家庭”的探索和实践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缺少照料，心理健康问题尚未引起广泛关注，高龄困难老人的长期照护等社会问题使我国传统养老方式和保障体系正遭遇巨大的冲击。它警示我们：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应尽快把它们提到议事日程上，制定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切实解决好！

　　就我的个人观察，当前有两个问题有必要重点地提到：

　　一是养老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问题。

　　在“未富先老”和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弱化的背景下,人口加速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正在由家庭问题转变成为社会问题。

　　2013年7月1日施行的全国老年法，亮点之一就是对“对家庭养老进行了重新定位”，将原来“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修改为“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并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有必要指出的是，始终强调家庭成员的养老责任，继续谴责家庭那些不肖成员不孝行为的同时，也不要忽视某些公权力层面不遵守老年法，依然视养老为私人家事，与己无关的违法现象。

　　二是逐步实行“医养结合，应护尽护”，破解老年人护理难的问题

　　空巢老年家庭以至高龄失能失智重病失独老年人的护理难已悄然成为我们每个家庭面临的一大难题。老年法规定：“国家逐步开展长期护理保障工作，保障老年人的护理需求。对生活长期不能自理、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其失能程度等情况给予护理补贴。”?2011年市卫生局提出建立“老年护理保障制度”的计划。

　　前不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提出：作为突破口，先把老年人中最困难、完全失能的问题解决好，一定会产生很好的政策效应。

　　怎么做？我建议：1、要提早进行医养结合制度创新（从统一评估延伸到统筹服务、统一支付、统合监督）；2、加大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的托底功能；3、在应对老人护理难题上形成政府、社会、家庭共同承担的机制。

　　有必要指出的是，“应护尽护”不是指全部国家包下来，而是实现护理需求的全程有效服务，护有所应，共同承担。通过评估，让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都能用得上、付得起。

　　重视家庭性教育 促进人格健康发展

　　◆ 武俊青 上海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

　　社会转型期，青少年面对的压力呈现多样化、复杂化，青少年不得不面对形势各异的学习压力、家庭问题、情感困惑、社交障碍等问题，青少年进行自我伤害或社会危害的行为不端攀升，这些都是性发展差异影响青少年人格发展的结果。性健康可以促进个体健康人格、沟通以及爱的成长，而家庭性教育对于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形成具有关键的作用。

　　家庭性教育的重要性。家庭是一个人心灵的港湾，是青少年获得安全感、归属感的源泉。家庭对于青少年而言，有着教育、抚养、生活、情感支持等功能，对青少年的人格形成、道德观建立以及成长起着重要而无可替代的作用。家庭性教育有着其他性教育模式所没有的优势，如全程、早期、血缘情感、个体化等。家庭性教育开展与否、怎样开展都直接影响到青少年人格的形成。

　　家庭性教育现状。除英国、法国、德国等传统上认为“性教育是家庭的领域”的国家，大多数国外和国内家庭对青少年提供的性教育内容还是太少，时间也迟，家长与性学专家对青少年性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尚缺乏共识。母亲是家庭性教育的主要实施者，性教育主要由同性别家长获得，因此男生较女生接受更少的性教育。影响家庭性教育的因素有很多，如家庭结构的简单与否、家庭关系的和谐与否、家庭教育的有或无、家庭流动与稳定等，其根本原因还是父母对性知识的内容和教育时机把握不足、态度保守。

　　加强家庭性教育的对策。一是正确把握教育时机。不要生硬地把性知识灌输给孩子，可以灵活利用生活中的契机，如利用动物处于发情期的机会讲解动物的发情原理，并讨论两性交往方面与动物的区别。二是适度把握教育内容。在不同年龄段所涉及的性教育内容有所不同，关于“孩子不同年龄段应该开展的性教育相关内容”家长应该多参考相关专业书籍和专业人士的著作、博客、专题等材料。值得提醒的是每个孩子有自己的生理和心理成长曲线，在哪个年龄段该讲什么内容也不是死板的，最重要的是要根据孩子生理和心智发展水平来教育他们。三是灵活采用教育形式。主动与孩子进行性知识的讨论，解答生长发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同时，还可以为孩子选择与其身心相适应的科普读物、影像资料。四是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作为成年人的父母，不要盲目自信或只是抱怨以前学校教的太少，要主动学习、善于学习、虚心学习。性教育不能“重女轻男”，不能从“吃不吃亏”的角度考虑。性教育不是父亲或母亲单方面的责任，父母要通力合作。另外，在进行性教育时采取科学严谨、大方自然的态度，能进一步肯定教育的正确性、降低沟通障碍。五是积极配合学校工作。因师生人数比例的原因，学校性教育主要以普遍性问题和观念教育为主，而家庭性教育则是一对一有针对性的指导，学校和家庭的配合会使性教育进一步细化，效果显著提高。

　　【案例回放】

　　论社区和专业社工在儿童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基于高风险家庭服务模式经验

　　◆ 张钟汝 上海市社会学会秘书长

　　2015年6月9日晚上，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留守儿童，以喝农药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田坎乡知情村民透露，4名儿童，1男3女，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

　　2012年11月9，5名身份不详的男童，被发现死于毕节城区一处垃圾箱内。5个死亡的男孩均在10岁左右，最大的约13岁，最小的约7岁。据调查，5个小孩是躲进垃圾箱避寒时一氧化碳中毒身亡。事发贵州夜晚最低6℃。毕节事件引起社会各界乃至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对各地加强督促，把工作做实、做细，强调临时救助制度不能流于形式。对不作为、假落实的要严厉整改问责，悲剧不能一再发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6月19日视察贵州时提到：要扎实做好公共安全工作。继续开展接访、下访、包案督访，坚决打击毒品犯罪，加强留守儿童排查救助，全面开展城市老旧住房排查避险，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等防灾减灾工作。

　　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社会流动的加快和城乡二元化的对立，带来“留守儿童”问题形成高风险家庭已是不争事实。在亟待建全完善儿童保护制度和体系的同时，从社区层面为这些高风险家庭脆弱的孩子提供预防性、保护性服务也是不可或缺的。

　　何谓高风险家庭？台湾学者宋丽玉、施教裕（2006）从家庭的“缺陷”或“失功能”的角度界定：高风险家庭即因各种社会因素、家庭因素、主要照顾者因素、或儿少因素等风险与影响，使家庭功能无法继续或维持正常运作，致可能对儿童人身安全、就养和就学权益，以及正常身心社会发展，产生危害或威胁，以及可能危害或威胁其他家庭成员的正常身心社会发展。在国外一些研究中则从优势视角出发，将高风险家庭定义陷入无法满足“多重需求的家庭”。不过，这些家庭仍然可能具有某些优点和特质，可以间接或被转化来协助家庭有能力满足其家庭成员的需要。上海社工实务领域的研究者将高风险家庭界定为：家庭因面临多重的身体、心理及社会问题，致使家庭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家庭成员（特别是儿童）无法获得适当的生活照顾以及正常的身心社会的发展可能会受到危害的家庭。与单纯的经济贫困家庭相比，高风险家庭无法仅仅通过经济补助就可帮助家庭正常运作。（申爱）

　　借鉴美国以及港台地区对高风险家庭服务模式经验，得到二个重要启示：其一，遵循以家庭为中心，以社区为导向的基本原则。搭建少儿保障网；提供积极性的服务和整合性的服务。其二，服务模式因地制宜，服务内容多样化。包括专业人员的家庭探视服务、资源链接转介的咨询性服务、经济物资的补充性服务、生活维系的支持性服务、生涯发展的增强性服务、社会适应的复健性服务以及行为蜕变的矫治性服务等。

　　监制： 季卫 胡琪 朱小丹 李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