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LAYBOY》62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性学从禁忌到解禁的进程,虽然艰难,却总在前行中。
1953~1962
1953年11月,《PLAYBOY》第一期出现在美国各大城市的报刊亭内。杂志封面上,玛莉莲·梦露高招玉手,大肆献媚。这张照片是杂志创办人休·赫夫纳从银行贷款了600美元,并用其中的500美元买下的。创刊号售价50美分,总销售量70250册。
正当卫道士们等待赫夫纳被丢进监狱或被舆论打垮时,统计图表上的销售曲线却不断上升,1956年初,《PLAYBOY》发行量是50万册;到了1959年,已经达到100万册,超过了业界著名的男性杂志《绅士》。
1948年凯恩斯关于美国国民性生活的调查激发了赫夫纳对“如何把性这个话题变为一门合法的研究”的兴趣。他曾广泛阅读医学杂志、婚姻指南手册、法律书籍。他在创刊号上声称要把人们从性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我们应该享受这样的生活:在自家公寓里,调一杯鸡尾酒,准备两份开胃小吃,唱机里放一段背景音乐,邀一位红粉佳人,一起讨论毕加索、尼采、爵士乐。”
在深度访谈栏目,《PLAYBOY》的记者还采访过令美国政府头疼的卡斯特罗和阿拉法特,每次专访都长达七八个小时,问题犀利,从不蜻蜓点水。
【十年性事备忘】
1953年,美国性学家金赛通过向16000位女性询问绝对隐私,写出了《女性性行为》一书。美国医学学会斥责金赛“为一股性狂乱推波助澜的心理学家”。然而,由于这本书的启蒙,人类对性的认识已经无可阻挡地进入新的时代。
62年后的今天
《PLAYBOY》擅长制造爱爱的幻想与想像,但在尺度的把握上确有失当之处。糟粕理应抛弃,教训必须牢记。今天,情色已经成为多种艺术表现形式青睐的内容和题材,性幻想也作为两性话题频繁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中,性从“只能想,不能说”到“一边说,一边想”,其间的62年究竟是长还是短?
1963~1972
赫夫纳的生活方式影响到了60年代美国青年,他们的口号从三四十年代的“长大后要像洛克菲勒一样富有”变成了“长大后要像赫夫纳一样享乐”。
1972年,《PLAYBOY》每月销售高达700万册后,赫夫纳付出全美最高的稿费,邀约海明威、阿西摩夫等大批著名作家,将他们的新作品首发在《PLAYBOY》上,重要文章或小说的稿酬高达15000至25000美元。
《PLAYBOY》不仅采访过歌手约翰·列侬、导演大卫·芬奇、运动员迈克尔·乔丹,还对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文学家萨特等学术大牛作过专访,甚至早在乔布斯成名前就对他进行了深入的访谈。
【十年性事备忘】
20世纪60年代,性革命首先发生在美国,其内容包括性的快乐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等等。
52年后的今天
PLAYBOY别墅建在名门汇聚的比佛利山上,PLAYBOY的各种庆祝、狂欢和舞会多在这里举行,最富盛名的密室要游泳才可进入。不过,赫夫纳倡导的狂欢只满足了少数人的本性欲望,普罗大众遥不可及。
1973~1982
尼克松当政时期,赫夫纳是白宫公布的黑名单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他一直是野心勃勃的检察官、政客们的理想标靶,因为在尼克松法令统治下的美国,藐视传统道德的赫夫纳是个彻头彻尾的异端分子。
70年代的年轻人不再以性为时尚,吸食毒品才是前卫生活的代名词。倒是越来越多的蓝领工人成为《PLAYBOY》的读者。《PLAYBOY》不再是“性革命”的一杆大旗,而“性革命”本身也渐渐为女权运动所取代。
【十年性事备忘】
1978年,世界性学协会在罗马成立。赫夫纳建立了PLAYBOY研究基金,用于资助性学研究,以此回击某些人对他“光挣钱不贡献”的指责。
1981年,第一例艾滋病公诸于世。这个主要由性传播的世纪绝症,成为结束性革命的枪手。
80年代初,在艾滋病的直接影响下,避孕套开始大行其道。
42年后的今天
泰国版的《PLAYBOY》最能代表《PLAYBOY》在亚洲的变异——三点毕露,并且不给人留一点想像的空间。没有亲眼见过美版《PLAYBOY》杂志,以讹传讹的后果是让《PLAYBOY》成为纯黄色刊物的代名词。而当绝大多数人亲手翻阅美版《PLAYBOY》时,他们往往惊异于原版的“干净”。
1983~1992
1982年4月28日,赫夫纳的女儿克里斯蒂·赫夫纳继任PLAYBOY企业公司的总裁后,果断地把企业从60年代就开始涉足的旅馆、俱乐部行业中抽身而出,把业务重点集中在PLAYBOY熟悉和擅长的出版行业。在克里斯蒂的掌控下,《PLAYBOY》以13种语言,在全球发行15种版本,并以每期350万册的销量重又回到男性刊物的榜首。
【十年性事备忘】
1988年,《纽约时报》将Cola(可口可乐)、Disney(迪斯尼)和PLAYBOY并称为美国文化的三驾马车。
32年后的今天
《美国女性行为报告》揭示了一个真相:好的女人也有性乐趣。而传统观念却认为性是龌龊的,公开谈论性学是无耻的,好的女人不该和“性”有关系。即使在今天,这样的传统观念依然大有市场。
1993~至今
我们在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的时候都会感到紧张不安,《PLAYBOY》也不例外。后起的男性杂志《Maxim》、《滚石》、《GQ》、《FHM》以更多的消遣内容吸引读者,朝着综合类生活杂志的方向发展。
影响人们性观念的当然不仅是那些区分更细化的杂志,还有有线电视和互联网,它们的冲击要远远超出书籍杂志等平面媒体。遇上了“中年危机”的《PLAYBOY》的发行量从当年最高的800多万册掉到了80万册,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虽然《PLAYBOY》想靠改版重新夺回失去的市场,但面对一个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多媒体世界,《PLAYBOY》风光的局面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十年性事备忘】
2002年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当布什总统谈到自己爱看什么书时,投影机放出了一张布什正在阅读《PLAYBOY》的照片,令在场的人禁不住捧腹大笑。
22年后的今天
1994年12月,中国性学会正式成立。从此以后,中国的性学研究和性教育工作健康而稳步地发展起来。
1999~2000年,性社会学家潘绥铭进行了中国第一次全面的性调查,该调查显示:中国男人的“性生命”平均43.9岁“退居二线”,女人“性生命”更短;近80%的女性不知道性高潮是怎么回事。这个调查结果,为开展性教育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马晓年教授提出的“弘扬性文明、普及性教育,提高性素质,享有性健康”的性学主张纳入国家计生委公务员培训教材。
标有PLAYBOY品牌的服装、眼镜、皮包的产品出现在亚洲市场。与此同时,一个叫“性商”的名词开始出现。应该承认,科学性知识的普及在亚洲还任重道远。曾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