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俞建在郑州出生，5岁时回到上海跟着祖父祖母一起生活，直到高中毕业前，才又回到河南参加高考。那时候，母亲患有神经衰弱，严重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西药吃了无数总不见效，只能依靠中药调理。父亲一句话“你就学中医吧，把你妈妈治好就行了”。就这样，他走上了中医之路。

　　1984，俞建进入河南中医学院学习。临床实习时有一个老年病人，肺心病心力衰竭，医院认为希望不大，家属准备放弃治疗，最后延请一位老中医开了几贴药，起死回生。俞建看在眼里，触动很深。“中医确实能救人。濒死之人，怎么又活了，很神奇。我家的家风是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学了中医，就要热爱这个。”

　　1991年，俞建考取上海医科大学中西结合系研究生，主修中西医结合临床儿科，导师是时毓民教授。时教授是我国中西医结合儿科事业开拓者之一。“有大成就的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翘楚，相当一部分有强大的西医背景，又肯认认真真学习中医——但现在很难培养了，一是因为学了10年的西医，事业已经成形，很少有人再愿意接触思路完全不同的中医；二是现在人心浮躁，生存压力大，绝大多数西医师哪还有心思去学中医？”

　　20多年来，时老言传身教，对俞建的为人处世及事业发展影响颇深。“时教授书房的灯，夜里十点才熄灭。八十多高龄了，还坚持看门诊，看文献。他是一座高山，中西医结合儿科的泰斗。”

　　俞建在上医大研究生院及儿科医院的临床研究生硕博连读学习过程中，接受了科研和临床的严格训练，受益匪浅。“我记得，在传染科等科室曾做过数百次的腰穿——许多技术不是怕就可以躲过的，要反复练习、克服恐惧，直到成为自己得心应手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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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中医科是国内中西医结合诊疗性早熟开展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研究最深的科室。

　　经过20多年的磨练，俞建在性早熟和肾病相关的疾病诊治上早已声名远扬。他认为，随着时代变迁，青春期发育的年龄也在提前，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诊疗儿童性早熟是儿科中医人的责任。

　　“儿科医院是缩小版的1～18岁年龄段的综合医院，到了儿科才知道小孩从0到18岁会有这么多病，一个孩子从出生到长大有多不易。幸好，当年选择了儿科，可以倾其一生，守护他们。”俞建笑道。

　　俞建一米九的个子，温文儒雅。一双大手，每天晚上会在书房掂一管狼毫，临半个时辰虞世南。他曾是篮球队的中锋，如今仍爱运动，所以应付繁重的医疗任务绰绰有余。

　　受岳父影响，俞家书架上多是国内外文学典籍，如各种版本的《红楼梦》，甚至还有各种英译版，他的床头是《论语》、《世说新语》和各种中医医案，他说，夜深人静的时候，睡前读读典籍，可以帮助睡眠。

　　他认为，钱乙的价值是后世慢慢发掘的，比如那一句“要想小儿安，常带三分饥和寒”，比如除六味地黄丸外，升麻葛根汤、使君子汤，后世还一直沿用。但是，钱乙生活的那个时代，重臣名将灿若星河，后世只记得王安石、司马光、韩世忠、岳武穆。

　　“在这个灯火明灭的世界上，有人耀武扬威，有人和光同尘，有人存在，有人逝去，每一个人的生活合流起来，就是历史。每个人的选择影响不了历史，却影响到自己。”他说。

　　晔问仁医 唐晔

　　口述实录

　　唐晔：中药和西药的效果，一直存在纷争，您认为呢？

　　俞建：这个问题太大，不是一句话说得清，我们不参与无益的口水之争。这么说吧，比如说西药抗生素是通过杀死或抑制病原体，来消除病理性炎症，但是滥用或误用往往有副作用或者导致耐药菌株的产生。有些感染性疾病，如小儿腹泻，往往是病毒引起的，如果滥用抗生素往往会导致正常菌群失调等其他副作用。中药是自身的理论体系，通过辨证论治，指导全身及肠道免疫调节，即阴阳平衡，引导炎症的消除、器官功能的恢复。用中医理论指导辨病结合辨病，是临床取得疗效的关键。

　　唐晔：现在是您成就感最强的时候吗？

　　俞建：不是，应该居安思危。临床遇到的病总是越来越难。我们科连退休返聘一共11名医师，一年的门诊量在10万左右，和医院总量比起来不高。我认为，在西医院里，中医科只看常见病很难发展，应该发挥中医特色，要取长补短。作为全国顶尖儿童专科医院，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杂症多，与相应专科合作，我们这边是与肾病专科及内分泌科合作，诊疗儿童性早熟、月经病、肾病等的疾病，让病人通过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提高疾病的疗效，并通过临床疗效，得到病人和西医同行的认可，应该也是成就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