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郭爽

　　“宝山娃”从排字学徒到共产党员

　　杨琦1925年3月出生在上海宝山，家中排行老大，兄妹四人，父亲早逝。经历了“一·二八”“八·一三”的硝烟，12岁那年，他进入上海《中美日报》，成为一名排字学徒，同时在夜校补习文化知识。他说，自己很幸运，四五十人的报社，仅他知道的就有3位中共地下党员，“我一进入报社，就遇到了共产党。”次年，他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外围组织——上海市印刷业业余联谊会。

　　1940年，15岁的杨琦跟着师傅到沙家浜地区负责新四军《大众报》的排字工作。没多久，日本军队“清乡”，他辗转来到苏北如西县，在县保安科执法队“小鬼班”担任班长。9月，他们的驻地遭日本人袭击，在这次战斗中，杨琦受伤了，子弹打在他的小腿上，直至2010年才取出。由于年纪小，又长得矮，杨琦曾经两次被劝“回家，回上海。”但亲眼目睹了日军侵略罪行的杨琦死活“赖”在部队里要和敌人作战，先后在苏中三分区保安处短枪队和财经处的短枪队效力。1944年，杨琦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又因为有排字雕版的特长，先后在江淮印钞厂、华中印钞厂、北海印钞厂从事雕刻制版工作。

　　“当模特”的秘密坚守四十年

　　1948年年初，第一套人民币发行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山东解放区的北海银行及所属的北海印钞厂是当时唯一拥有铜版雕刻制版、照相制版、凹版凸版胶板印刷技术的印钞厂。“3月下旬，北海银行发行局长杨秉超召回了当时在胶南县红石崖工作的我。在山东五莲山西北的一个小山村，他向我和同事翟英下达了设计、刻制人民币的任务。随后，杨局长把一张卷起的白纸交给我们，白纸上用毛笔写有好几款‘中国人民银行’的字样，其中有一款是用红笔勾画出来做范本的。事后得知‘中国人民银行’这六个字是董老（董必武）的墨宝。”

　　杨琦和翟英深感任务重大，根据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指导思想，经过反复思考和研究，决定在10元、50元人民币图案上设计工人和农民形象，并得到领导的首肯。杨琦说：“由于当时没有有关资料，更没有照相机，我们希望领导请一位画师画一幅工人和农民的人像素描画。后来领导带来一位姓李的同志，是位画家,擅长人物肖像素描。我们把想法要求作了介绍，我本是工人出身，而翟英是农民，为了保密起见，不另请人当模特了。领导责成就由我和翟英分别担任工人和农民的模特，并约定老李第二天再来。”

　　“翌日，老李带了绘画画板等工具，单独来到我们住的村子。只是山区的房子比较低矮且没有窗户，室内采光极差。无奈，做模特的我头戴工作帽、肩扛着铁锤，和戴顶竹斗笠、扛把锄头的翟英，只能站在门外露天场地上，老李进行写生素描。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平日里出操列队的功夫倒可以用上了。每个动作姿势要反复多次，经过数日描绘、修正，一副神形俱佳的工农肖像画绘制完成了。那年我23岁，翟英24岁。” 

　　肖像画完成后，应该在铜板上进行刻制了，但是，这时解放潍县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着，印钞厂的机器设备和雕刻用的工具，尚在千里之外的胶东昆嵛山里埋藏着。怎么办？杨琦和翟英便自己动手，没有刻针，他们就到街上买来缝衣服针，装上木条柄；没有刻刀，买一把废旧“洋伞”，拆了钢骨请老铁匠帮助改制成刻刀，两个人又到旧货市场去淘旧的三角锉，旧的宽锯条改制三角刮刀、铲刀，解决了解放区雕刻制版工具奇缺之苦。

　　杨琦和同事圆满完成了任务。而这段“模特”和设计经历，也成为他人生中一段不可磨灭的珍藏。“心里高兴，但是不能说出来。出于保密的规定，就连我的妻子儿女也是一直到1988年才知道了我这段‘光荣’的经历。”杨琦说，“上海解放后，根据社会形势的需要，1949年6月6 日，我被调到军管会金融处金融工作队任副队长，从此，我离开了多年雕刻制版工作。”

　　三十四年的“农场生涯”

　　“我是上海人，随上海军管会金融处接管组参与接管了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后改名为上海人民印制一厂，1987年10月起更用现名上海印钞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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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记忆中，正是由于一些投机奸商和敌特分子利用囤积银元进行黄金、外币、银元的非法交易，严重损害人民币的信誉，因此当年我被调到市公安局刑侦处专查金融案子。”杨琦说，就是在那里，他初识了妻子吴秀峰。

　　1952年，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急需调工作人员前往，杨琦和吴秀峰都去了。两人相知相恋，1954年成婚，“那一年，我29岁，妻子23岁。”在盐城大丰，杨琦开启了他34年直至离休的农场生涯，“我工作调动频繁：保卫干事、管教科副科长、基建科科长、工业加工厂厂长……细细一算，共换了14次工作。1960和1970年代以工业为主导，农场陆续办了工业加工厂、发电厂、机械制造厂、造纸厂、榨油厂、制盐厂、制药厂等等，最多时十多家厂……现在回头看才发觉很辛苦。1955年，就在第二套人民币开始发行的那年，我们的长女出生。1959年冬，我调农业大队任大队长，住在离家十几里的办公室，一个月回家一两次；妻子也是女拖拉机手、总机、管教、加工厂干部统统当过，早上7点上班，常常深夜归家，回家时3个女儿都睡了。”

　　二女儿1957年出生，几个月大时忽然发热，“我母亲带她去了农场医院，医生只能看普通的感冒发烧，女儿病情越来越重，妻子只能请假带她回上海求医。一诊断，原来是粟粒性肺结核。上海一治半年多，孩子性命得以保住，连续几年，我和妻子每个月的工资都成了医药费，只能向人借钱。1962年，第三套人民币发行那一年，二女儿被证实经长期链霉素注射导致耳聋。我们深怀愧疚。”在记者采访的时候，杨琦的二女婿正好买菜回来——如今，他们正是和二女儿一家住在一起。“二女儿很懂事，原来住在老房子的时候，考虑到我们年纪大了腿脚不便，她还把自己二楼的房子和我们的五楼对换。现在我们房子宽敞了，住在一起能够彼此照顾。”

　　杨琦1985年离休，1986年返沪。大女儿与小女儿都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回了上海。1989年，从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的小女儿应澳大利亚表兄的邀约出国留学、求职，而后遇到同为上海人的女婿，在澳定居。

　　“原来在盐城大丰，台风来的时候，我们都是手挽手铸成‘人墙’保卫海堤，现在，海岸都是‘钢筋铁骨’了。”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杨琦说，几十年来，周边的事物都是日新月异，但有些东西始终不变，“就在粮食最紧缺那3年，大女儿说，就在最困难的时期，奶奶仍在家领着她们练毛笔字，让她们静心。我始终觉得，这就是我母亲，一位1972年脑溢血去世的普通老人，对我们后代不可磨灭的影响——不管钱多钱少，不管日子如何，心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