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三次政治干扰，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路走出困境 

　　江泽民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是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一般而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程序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提出申请与受理。第二阶段为对外贸易制度的审议和双边市场准入谈判。第三阶段为多边谈判和起草加入文件。第四阶段为表决和生效。中国“复关”问题较为复杂，中国采取的方式是在政治上恢复席位，在经济上重新与缔约方谈判在关贸总协定中的权利与义务。总之，无论是“复关”还是“入世”，都涉及双边和多边关于市场准入的谈判问题。 

　　1989年以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同中国谈“复关”、“入世”问题时，开始不“就经济谈经济”，而是始终与所谓的政治问题挂钩，使本来并不复杂的逻辑沿着几近荒谬的轨迹运转。江泽民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他曾指出：“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国际经济组织，但在谈判中不仅有经济方面的激烈斗争，也有政治方面的严峻较量。”江泽民认为，由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进行阻挠，我们必须坚持以两手对两手，以斗争促合作。 

　　江泽民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入世”之路波澜起伏，干扰不断。其中有三次大的政治干扰，即1989年西方的“制裁”、美国借1998年克林顿访华和1999年朱镕基访美之机向中国施压、1999年5月发生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每次都使中国的“入世”之路陷入困境。江泽民担任党的总书记后，面对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政治上“打‘复关’牌”、中止“复关”谈判的严峻形势，把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看成是打破当时西方对中国“制裁”的重要政治举措。当时，中央决定由李鹏出面给各缔约国政府首脑写信，并做了其他方面的大量工作，使中国“复关”谈判在1991年下半年得以恢复。 

　　面对1998、1999年前后由于美国国内党派斗争需要和压中国接受其高要价的企图，江泽民又从政治上、战略上考虑，相继提出了“态度积极、方法灵活、善于磋商、不可天真”和“态度积极、坚持原则、我们不急、水到渠成”等工作方针，有力地推动了谈判的向前推进。在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发生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中止双边谈判，并因势利导在9月重启谈判，最终取得了中美“双赢”协议的达成。 

　　与时俱进，推动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994年底，中国“复关”谈判迎来一个重要关节点，因为从1995年1月1日起世界贸易组织将取代关贸总协定，如果我们能够顺利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席位，将直接以创始国的身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然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蓄意阻挠、漫天要价，使谈判陷入了一个越谈问题越多、越谈内容越广的“怪圈”。为了及早摆脱和打破这一怪圈，增加有关各方的责任感与紧迫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1994年底结束中国“复关”实质性谈判的最后期限的重大决定，以推动有关缔约方丢掉幻想、要价适可而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主要缔约方未能采取务实灵活的态度，中国“复关”未果。 

　　1995年5月，在有关缔约方的强烈要求下，“复关”谈判转为“入世”谈判，重新启动。此后，中国“入世”谈判进入了艰难的相持阶段。江泽民就中国“入世”的时机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曾说过：“要把握好时机，什么时候加入最适宜，也要好好考虑。”他指出1999年4月朱镕基访美未能达成协议的原因“是因为火候没有到，美国还想继续压我们”。那么，何时才是最好的时机呢？江泽民认为1999年底成为一个重要的关节点。首先，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验的积累，使我们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能带来的问题提高了监管能力和承受能力；第二，世界贸易组织即将开始新一轮的多边谈判，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若不能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将在新世纪的发展中受到极大局限；第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已经就中国融入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意义达成了共识，普遍认为没有中国的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就没有代表性。此外，经过坚决斗争，美国最终在向中国提供无条件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放弃一般保障性措施条款，放宽对华出口限制等重大问题上作出了承诺。这些都为中美协议的达成创造了条件。 

　　基于上述认识，综合考虑当时的国际气候和新世纪中国面临的机遇，江泽民果断决策加快中国“入世”谈判进程，提出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推动中美达成“入世”协议，为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重要条件。11月7日，江泽民应邀与美国总统克林顿通电话，双方决定加速中美谈判进程。11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美国总统助理斯珀林访华，开始了新一轮，也是中美之间最后一轮双边谈判。由于谈判已进入到最后阶段，沉淀下来的都是双方互不让步的几个最难的问题，谈起来格外艰难。其间，美方曾四次买了机票要回国。江泽民亲自运筹谈判进程，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期间，指示朱镕基到现场去作协调。 

　　石广生在回忆这次谈判时讲道：“有一次深夜12点多，我正在用电话向朱镕基总理汇报，江泽民主席来电话询问情况。我说，江主席，你还没有睡觉呀？江说，没有，你们不也没有睡嘛！我把情况简要汇报了。一会儿，朱总理又打来电话，说江主席让咱们连夜开会，研究谈判中遇到的问题。这样，凌晨1点半，国务院召开会议，朱总理主持，主管的国务院领导和一二十位相关的部长都来了，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研究，一直开到凌晨三四点钟。”石广生指出：“所有这些问题的最后谈判方案，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人说了算，都是由国务院，甚至是中央决定的。我一直说，到了这时候，外经贸部已经起不了决定性作用。最后朱镕基直接参加谈判，也是按照中央和国务院讨论决定的方案谈的，最终结束了谈判。” 

　　中美达成协议后，中国并没有像舆论普遍认为的那样在1999年年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欧谈判以及其后在多边谈判中关于农业问题的谈判同样艰难。江泽民一如既往地关注这些问题，积极向有关各方的领导人做工作。中美达成协议一周后，他在中国———欧盟第二次领导人举行会晤时，呼吁双方要从战略高度审视和处理相互关系，为中欧双方谈判起到了推动作用。石广生谈到多边谈判中关于国内对农业支持额度问题的谈判细节时指出，当时中央为谈判定了7.5%的底线，他在与时任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谈判时斗智斗勇，最后达成了接近发展中国家水平的8.5%的协议，争取到了好的结果。 

　　2001年11月11日，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石广生在厚达1000多页、重达10多公斤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上签下了名字、日期和“须经批准”的字样。随后，他又向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递交了江泽民签署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批准书。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或者说重返世界经济体系，是我们有生之年最重大的经济活动。现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说，事实是中国赢了，其他国家也赢了，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决定了：如果离开中国，世贸组织就不能称为“世界”贸易组织。2010年底，在环球网和环球舆情调查中心作的一个名为“21世纪头10年中国发展回顾”的公众态度调查中，“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排在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十大事件中的首位，同时排在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十大事件的第二位。从谈“全球化”色变到“狼来了怎么办”的争议，再到“负责任的大国心态”，清晰勾画了一条社会公众、行业企业和管理者看待世界贸易组织的心理变化曲线。(摘自《党史博览》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