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发生在1948年秋。我刚满21岁，初露头角，随着范瑞娟大姐一同加入了雪芬大姐的雪声剧团，担任二肩小生，在这个越剧改革史上最先锋的团队中，亲身经历了那段标新立异的编、导、演、音、美创作机制和艺术创造过程，受益匪浅。有一天，我跟着袁雪芬她们几位大姐一起去唱电台；我先唱完了，刚准备离开，却被她拉住并轻轻对我说：“雅珍（我小名），不要走，听听我们唱完。”当时我不以为然，但很快就懂得这种学习机会难能可贵。大姐如此关照和呵护，对我以后的个人艺术发展的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第二件事发生在1980年初。我那时近53岁，“文革”十年荒废后，我与长期搭档的戚雅仙齐心协力，重整旗鼓，将我们原来的合作越剧团改建为静安越剧团。雪芬姐一听到我们将被批准重建剧团的消息，一大清早赶到暂且还没有购置桌椅的“静安”团部临时办公室，亲自登门道喜。想到大姐她自己才刚刚“官”复原职，正在为上海越剧院的百废待兴而日理万机，还如此温情关心我们这两个小妹妹，我深深感动。

　　第三件事发生在1989年春。我已经62岁，正举办我个人的“舞台50周年演唱会”，并有幸聚合傅全香大姐、戚雅仙、王文娟和金采风这“四大名旦”同台，联袂助演。雪芬姐那段时间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闻讯后赶回了上海，事先专门准备好稿子，在我首场演唱会上特别发言祝贺。对此，我感激不尽。

　　第四件事也发生在1989年。那年初夏，我应邀参加雪芬大姐为团长的“中国越剧赴美出访团”，主演“赠塔”、“后见姑”、“盘夫”、“拒子认子”和“送凤冠”那几个经典剧目。为这个重大任务，离开雪声剧团后时隔40年，我又在排练场上和雪芬大姐近距离地接触相处；她还是那么敬业认真，天天亲自看排练，尤其对我某个唱腔、某个身段等微小细节提供了出彩的指点，精益求精，令我如此享受“活到老，学到老”的姐妹磋艺之快乐！访问美国的那次旅途，我和雪芬大姐两人始终被安排在一起，休息睡觉同室住，出入车行相邻座。半个多月在异国他乡常有空闲，姐妹俩滔滔不绝，从越剧事业所蒙受的“四人帮”之害，到各自的家庭生活，无话不谈；虽然“雪声”时代之后我们几十年没有太频繁的来往，这个亲密经历使我对大姐更加深入了解和理解，对她也更增加了由衷的崇敬，并使我们俩似乎又回到起点，在大家的晚年复燃起姐妹深情。

　　我最后一次去看望雪芬大姐，是她去年逝世前不久。从她那里回来后，我好几天心酸失眠，思绪万千，眼前不断同时浮现着她年迈消瘦的病容和她在繁荣越剧事业上所树立的光辉形象。如今，大姐离开了，可是她人虽离世，精神永存。我所记忆深刻的那几件个人小事，也正反映了我们越剧老姐妹们的深情厚谊。雪芬大姐和我们那代人共同参与、轰轰烈烈发扬光大的光荣越剧传统，将千古不朽，但愿后人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