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16日，在黄浦区老西门街道学宫居委会换届选举大会上，两名居委会主任候选人的计票结果显示：2000多票对200多票。

　　那2000多张选票是居民投给我的，24岁的我成了那年全市居委会换届选举产生的最年轻直选居委会主任。24岁之前，我当过兵，做过销售。到目前为止，居委会主任是我做过时间最长的职业——我把这个居民自治组织的“当家人”当成一份专业化的职业。

　　居民信任

　　梦花街是条不长的小马路，时时刻刻都散发着老城厢特有的味道——房龄超过七八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房屋，一栋挨一栋；居民拎着马桶出家门，穿过马路倒马桶；卖大饼油条、煎饼果子的摊位前都是买早点的居民。

　　我在黄浦老城厢长大，梦花街早晨的味道，我熟悉，7年来，我每天都要走过这条街，我们居委会就在这条街上。

　　这些年，社区工作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叫“属地化”管理——居委会成员、社工的家最好就在自己工作的社区。我算是地地道道的“属地化”居委会主任。

　　“属地化”有什么好处？我想，起码有两个好处。一是方便居民。一旦有事，我住得近，居民叫得应；二是说话办事更有亲和力。社区是一个讲人情地方，很多事情，居民愿意合作，是因为“买你面子”。

　　这些天，就遇到了件麻烦事。居民王大伯不慎滑倒，就在自家房间公用部位。原因是邻居房客家的3岁小孩随地大小便。这种“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的矛盾常常有，大家生活习惯不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磕磕碰碰，家常便饭。不过，这次有点严重，王大伯骨折了，要赔偿，两家价钱谈不拢，就到居委会来调解。来了两次，调解效果有一点，两家情绪都没那么激动了，矛盾不会再激化了。

　　他们能进居委会调解，是因为信任。本地居民因为熟悉而信任，流动人口也不觉得居委会会“偏袒”本地居民。这样的信任，在第一次当选直选居委会主任的时候，我就从那2000多张选票当中“感觉”到了。能让居民信得过，是因为“土生土长”的了解——我了解老城厢的生活，就好比天天走过梦花街，我知道哪一处下水沟最容易堵塞，知道怎么去沟通。

　　应对“意外”

　　当兵的生活很规律，做销售也有规律可循，但社区工作有太多的“意外”，完全不会按照你的“每日行程”来决定今天你要完成的工作。

　　每个周一上午，都很忙乱。平均每过5分钟，居委会办公桌上的电话就要响起，街道打来的，居民打来的，煤气公司打来的，市政打来的……

　　找上门的人也很多：发生纠纷等待调解的，家里电视没信号要请居委会帮忙维修的，还有等待暑假社区实习中学生……在一大堆等待处理的事情当中，最让人操心的还是老人家们。学宫居委会4000人口当中，老人将近1/3。有儿女的老人们住惯了老房子，不想随儿女搬走，没儿女的纯老家庭更是离不开老住处。我们制作了一张“学宫老龄人口状况表”，各户老人家都是什么情况，各自都有什么需求，一目了然。这些年里，学宫的老人们没有一个会“有事叫不应人”。老人家们的要求不高，每天能有社工、志愿者上门看一看，做点事，他们就很开心。

　　时间长了，我发现，居委会的工作也不是“一团乱麻”，那些婆婆妈妈的事，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处理各类关系，归根结底，就是生活在共同社区里的不同人群的关系。很多“意外”，都是“关系故障”，让社区生活运行不畅。我和同事们就要应对“意外”，修复好“社区关系”。对我来说，选择这样的工作，曾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处理各类关系是需要时间验证的，成绩要一点点积累。

　　“一老一少”

　　说到那些常常跟我应对意外的同事们，这些年，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他们越来越年轻了。

　　2006年，我当选居委会主任时，整个老西门街道各个居委会就我一个年龄在40岁以下的；如今，单单我们学宫居委会就有4名40岁以下的，居委会干部平均年龄不超过50岁，而10年前平均年龄是60岁。再过10年，居委会里的年轻人还会更多。

　　如今，居委会成员结构是“一老一少”——退休的、有积极性的、愿意发挥余热的“老人们”有经验；那些大学生、研究生愿意把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的方法，放到社区这个“试验田”里试试身手，这说明社区工作已被年轻人所认可，已从一份“义务”转变为一份“职业”，一份可以奋斗终身的事业。

　　本报记者  姚丽萍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