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秋天，我们部队调防到济南，父亲来信说他的老领导李发荣在济南市委工作，于是我便给他写了一封信，称他为伯伯。没多久收到了他的回信，开头便说按辈分我应该叫他爷爷，欢迎我有空去他家做客。我便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他家，爷爷一家人都对我很热情，张罗着留我吃饭，我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在济南的四年多时间里，爷爷一家给了我许多温馨的回忆。

　　第一次见到爷爷，他给我的印象是慈眉善目，对我很和蔼。大姑姑告诉我她的父亲是济南市委副书记兼秘书长，但爷爷非常平易近人，我没有感觉他是领导，倒感觉是一位和蔼的长者。他告诉我他的耳朵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聋了一只。中午吃饭时，爷爷回忆说：“那年去上海住在锦江饭店，早晨吃饭时，只给了几个小馒头，沾甜酱吃，我们都没吃饱，又要了几个，还是没吃饱，不好意思再要了。”

　　有次他聊起了我的父亲：“1941年的秋天，我送你爸爸到鬼子据点去当伙夫，你爸爸还是十二三岁的孩子，我们让他每天出来买菜时，报告有多少鬼子留在据点里吃饭。”2011年底爷爷故去后，我到医院里告诉老父，爷爷走了。老父向我回忆起了当年参加革命时的情景，李发荣送父亲去解放区读书，父亲上船时，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派克钢笔送给了父亲，那时钢笔非常珍贵，这事让父亲记了一辈子。

　　部队的生活是寂寞的。每逢星期天，我经常到爷爷家去蹭一顿饭，有啥吃啥，他家不把我当外人。那时部队的伙食太单调，在爷爷家除了可以改善一下伙食，更主要的是与爷爷的家人聊天，也算是精神会餐。

　　爷爷是市委副书记，奶奶是市委组织部的干部，但那时的干部绝对清廉，家里的家具非常一般，吃的也是粗茶淡饭，爷爷穿的也非常朴素，长年累月穿一件灰色的上衣，脚上穿布鞋，有次我见爷爷脱下的棉袄，里面打了补丁，我先是惊讶，后是敬佩。后来我发了一套新的棉衣和棉裤，决定送给爷爷。当我从旅行袋里拿出新的棉袄和棉裤送给爷爷时，爷爷很惊讶，他笑着欣然接受。

　　那天下午，到爷爷家去玩，见两位姑姑推着木板车，上面都是衣服和生活用品，我好奇地问：“推木板车干吗？”她们告诉我：“搬出市委大院。”我赶紧帮着她们推车、搬物，心里纳闷爷爷不是到省里任职吗？怎么如此不给面子，还有堂堂的市委书记叫个车、找个人帮忙，不是一个电话的事吗？但是爷爷决定马上搬走，也坚决不麻烦别人。

　　1981年秋天，我复员回上海时，到爷爷家道别，奶奶认真地说：“你留在济南吧，我给你找个对象。”我笑着说：“我是大城市来的，不是回到农村去。”奶奶听罢也笑了。我非常感谢爷爷一家对我的厚爱和热情的接纳。

　　1992年10月，我去山东烟台开笔会，特意提前几天去济南探望久别的爷爷一家，不巧爷爷到北京参加中共十四大了，他时任中纪委委员、山东省委常委兼纪委书记，没见到爷爷甚感遗憾。

　　2009年的10月，我和哥陪母亲去济南长清老家安葬外婆的骨灰，特意去看望了爷爷，爷爷已88岁高龄，听小姑姑说爷爷不久前，在院子里浇花时突然昏倒，身体明显不好，但他听说我们到来后，赶紧下楼会见了我们。30年没有见到爷爷，真的很动情。爷爷见到我也很高兴，他告诉我：“你写的俄罗斯文章我看了，写得不错。”我马上明白是我去俄罗斯后写下的文字，没想到爷爷认真读了此文，心里感动。

　　人生有时很无奈，想念的人难以见面，不喜欢的人却时常邂逅。这种无奈古已有之。好人故去大家都会感喟和怀念他，李发荣爷爷就是这样一种人。想起他，就像听见当年向他告别时他说：“随时回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