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成为小“四大金刚”之一 

　　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还很难买到西洋音乐的谱子，除了从苏联老大哥那里进口的一些印满俄文字母解说词的印刷粗糙的乐谱，还有在灰色粗糙的再制纸上翻印的一些常用的古典乐谱，封面加上了诸如巴赫、拉赫玛尼诺夫等音乐家的中文名字。

　　一个高班的吹双簧管的男孩子为了表示友谊，手抄了整首《格里格钢琴协奏曲》曲谱的钢琴部分，送给一个他羡慕的学钢琴的女同学。

　　说起手抄谱，那些学管乐的学生常常要用这样辛苦的办法学习新乐曲，为此还造出了一些可笑的小故事：我们55级的一个叫林铭述的男同学，一天突然把头发剃得精光来到教室，大家又惊讶又觉得滑稽可笑，原来他在和另一同学打赌：如果林铭述敢把头发剃光，那同学将为他白抄两年谱！没想到此事被班主任发觉，训了他一顿，指责他打赌是不高尚的行为，学校不允许，因此他的头发白剃了！那年冬天来临时，刺骨的西北风把他的光头吹了个透凉，真有点儿不划算！

　　那位为学钢琴女同学抄了整首乐谱的吹双簧管的高班男孩子也没有因此赢得她的欢喜，白费了一番心思。

　　学校里学钢琴的女同学较多，而且因为考进少年班时大多已经能演奏钢琴曲了，又都来自知识分子家庭，所以，穿衣式样儿也大多别致，容易引起男同学的注意。一次，我们班上就有四个钢琴专业女生在第一学年的学校音乐会上，别开生面地被选在一起，排排坐地演奏了哈恰图良的《马刀舞曲》等八手联弹的钢琴曲，给大家留下了生动活泼的印象，自此，校园里开始流传“四大金刚”的绰号。而我也荣幸地成为这聪慧的小“四大金刚”之一。

　　我是个心直口快、常常憨声傻笑的女孩子，同学亲热地叫我“傻大姐”。我得知同班的男同学邵世歧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冬天连被子都不够盖，就马上向妈妈多要了一床印有许多小熊图案的绿底黄花的被子，把它借给了邵世歧。邵世歧个头矮墩墩的，长得就像被子上的小熊一样，又有一对憨厚的小小的眼睛，他不爱说话，一副不常有的能伸张的肉多的粗短手指极适合拉大提琴。我是分配给他的第一个钢琴伴奏，才学了一年，我们就被选到天津广播电台录音，记得曲子名叫《小白兔》，是苏联作曲家写的。

　　这位小邵十几年后从音乐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乐团，一直是大提琴首席和骨干队员。四十年后我回北京录《黄河》就是这位小邵做我的总监，一手组织了中央乐团和我的录音！

　　我的钢琴老师郭志鸿先生（郭沫若之子）曾是苏联专家的学生，受了苏联音乐学校严格的教学训练的影响，对我的要求也十分严格。那时学一首新作品《巴赫三部创意曲》，每星期上钢琴课时都必须全部背着弹，还必须分开三个声部反复地背，不但如此，又必须一部和二部同时背，二部和三部同时背，一部和三部也得加起来背；一首完整的奏鸣曲或如肖邦《幻想曲》这样的大型乐曲，一星期内也必须背会谱去上课。由此训练出我们必须具备的特有的好记忆力。平时考试，“四大金刚”总是排在最前面，几乎每人都获得五分（学苏联的五分制）。“四大金刚”的女孩子们聪明、勤奋、倔强、上进，和我们在远离天津市郊的“世外桃源”里的其他校园伙伴们一起迅速地成长了起来！

　　103个学生在这个四方的天津河东区的校园里，过着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的生活。

　　早上六点天还只是蒙蒙亮，大家伙儿就被起床哨声吹醒，从两层的床上猛跳起来像军人一样动作迅速。十分钟内，大家都挤在走廊上的公用漱洗池边，用冷水洗一把脸，女孩子急忙把辫子散开再重新梳扎起来。然后，在楼下的宽楼梯上集中，面对教室楼迅速整齐地排好队。学生会的体育委员口含哨子，跟着他吹的节奏，或跟着广播放的音乐开始做全国推行的“广播操”。早操后，大家都到教室，开始早饭前的“读报一小时”，让我们了解国内外大事。我有一个大嗓门儿，念得快，咬字也正，所以总是我到教室前面的讲台桌前，给大家念当天的《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