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有一段时间在中文学校代过课，讲授成人汉语。当时我的课堂上除了少数的几个金发碧眼之外，都是清一色的亚洲脸孔，细问之下，才知道他们是来自东南亚以及马达加斯加的华裔。

　　这些华裔学生，外表看上去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却已经是第三代或是第四代的移民，一句华语都不会。看着他们，我多少有些感慨：咱们的老祖宗为了生计，走得好远呐，东南亚且不必说，马达加斯加对于当时的普通人来讲，应该已经远得跟月亮差不多了吧。

　　有一次课间，一个印尼来的学生莫妮卡递给我一张写着好几个人名的纸条，说这是她全家的中文姓名，字是唯一会华语的奶奶写的，但是她只会说闽南话，所以莫妮卡很想知道，这些名字用普通话怎么念。我接过纸条，看见上面中规中矩地写着四个人的名字，繁体字，可以看出写字的人态度很认真。我一边念这些字，一边把拼音写在下面。莫妮卡在一旁看着我，情绪有些激动，她告诉我，她还在印尼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中文是被禁止的，不仅学校里不许教授中文，而且在家里也不能讲，所以，她对自己祖先的语言一无所知。

　　像莫妮卡这样不会讲华语的印尼华裔不在少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尤其是“九·三〇”事件之后，印尼政府全面禁止中文的传播与使用，这项禁令一直到1999年，瓦希德执政之后才被解除。所以，四十五岁之下的印尼华裔不会说中文是很普遍的现象。

　　既然话题谈到了排华，我小心翼翼地问起了“黑色五月”，在座的几个印尼学生听到我的问话，有些犹豫和为难，当我正在为自己的莽撞而后悔的时候，马琳达开口了，她说，1998年的5月14日那天早上，她正要出门，就有朋友打电话来，叫她呆在家里，哪里都不要去了，外面很乱，华人在街上被殴打，华人店铺被抢劫甚至焚烧，特别是华人妇女，更是被袭击的目标。所以，作为女子的马琳达，在家里关了十几天之后才敢在别人的陪伴下出门，还好，一个月之后，她就得以离开印尼，飞往德国。

　　我听到这里，心情也变得很沉重，这时，另外一个印尼女孩满丽说，她也是1998年离开印尼的，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言毕将眼睛移向窗外，但是我仍然可以看见她眼底浮上来的淡淡的泪光。

　　那天下课之后，在回家的高速公路上，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辛酸。虽然我也生活在异乡，但是在我的意识里，“故乡”的概念是很清晰的；在身份认同上，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中国人；可是，对于我的印尼学生们，这个问题好像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他们好像从未真正属于某个地方——在他们生长的国家，那个可以被他们称之为“故乡”的地方，他们不被真正接受；而他们的“祖国”，于他们却是一个极其陌生的国度， 他们还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也不会说中文 ，如果说自己是“中国人”，仿佛非常勉强。那么在德国呢？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外国人。

　　看待一个人当然不能只看他的种族或是国籍之类的外在标签，但是对于个人而言，这些却是自我认同的一个部分，因为这里面包括了文化、血缘、回忆与成长。故乡就算再遥远，也是游子心中永远的根与思念。也因此，一个人如若没有一个可以被当作“故乡”的地方，就仿佛风筝断了线，飞得又高又远，却又无依无靠。

　　德国的浪漫主义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到别的地方去想家。我也是走得远远的，然后才尝尽了乡愁的滋味。现在我才知道，有家可想原来是一件幸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