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与金融市场监管。同事评论他“二十年保持高度投入的勤奋工作状态”。业余时间他还是个“微博控”，粉丝数超过了600万人。
专家对城镇化看法
索罗斯(投资大师)：不论中国政府是否规划，城镇化仍会发生。并且领导层正在规划城镇化。中国是规划城镇化的佼佼者。浦东曾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规划，其建设的结果非常接近于原来的规划。
斯蒂格里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镇化，是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
巴曙松：中国未来城镇化的格局是政策引导、规划引导和市场力量交集形成的合力，未来3一5年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政策非常重要的主线。新型城镇化将以两横三纵交叉点城市群为主要人口载体。
上周四，巴曙松教授飞到上海开讲城镇化，并现场回答了本报记者的提问。
硬邦邦的话题，他说得举重若轻：引用北京和上海堵车的笑话，探讨城市的疏散和集聚；发现榨菜销售数据背后的秘密，找到人口回流趋势的证明；对市民买房去卫星城还是坚守市区的纠结，给出一个思路。
本报记者：没有就业支持，城镇化很难获得成功。政府推动下的城镇化，实体经济能否给众多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巴曙松教授：很多领域有就业机会，比如服务业。随着农民工回流，县级以上医院在东部地区需求很大，病房一床难求。靠市场力量想建一所医院，比登天还难。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医疗保障的完善，医院建立优质的服务体系，可以吸收很多的就业。未来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必须和放松服务业及一些高门槛行业准入条件联系起来，必须把它和户籍制度改革、养老金的全国联网和流动结合起来。
农民还是工人？
很多农民工实际上已变成产业工人，但他们的消费模式和居住方式的转变没有跟进
什么是城镇化？在华侨银行的春天论坛上，巴曙松教授给出定义：人、地、资金三个要素的不同组合。
他说，未来城镇化的第一个中心任务就是2.6亿人口的城镇化。过去20年的城镇化，第一产业农业的产值贡献在2011年降到了10%以下，但就业结构没有相应转变。很多农民工实际上已经变成产业工人，但是在统计结构口径上仍属于农业人口，占到了35%。他们没有被城市所接纳，消费模式和居住方式的转变没有跟进。
他认为，目前的城镇化出现新趋势。首先是从人口的流动密度划分，未来十年是我国城镇化非常关键的时期。现在40岁以上的流动人口占比40%以下，十年之后这个数字会超过60%，所以如果未来十年顺利完成城镇化，中国将是唯一一个在人口迅速老龄化阶段推进和接近完成城镇化的大国。随着2008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迁移，已经有相当比例的人口开始从沿海向东西部回流，初步估算这个规模在数千万，安徽、四川、重庆、湖南、湖北等地会出现很明显的人口回流。
怎样找到数据证实人口回流呢？他提出了有趣的“榨菜指标”。通常认为流动人口的快销产品有三样：榨菜、方便面、火腿肠，从不同地方的销量变化可看出流动人口的变化。上市公司涪陵榨菜的年报披露了不同地区销售份额占比，短短5年时间，华南地区从占半壁江山，迅速滑落到30%以下。这个数据说明，华南地区人口流出速度非常快。
扩张还是集约？
城市面积几倍扩张，结果出现城不像城、村不像村的土地浪费现象
第二个新趋势是土地扩张速度回落。巴教授发现，过去十年中国城镇化的密度反而降低，很多中西部地区人口没有增长甚至净流出，城市面积几倍扩张，结果出现城不像城、村不像村的土地浪费现象。大量的三、四线城市城镇化率还处于极低的水平，推进空间很大。
在他看来，以单位土地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衡量的增加差异，上海的效益明显全国领先，所以众多公司把集团总部放在上海是有道理的。土地的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使用效率反而在降低。中部和西部的城市土地扩张速度分别比人口增长速度快3—5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业用地占比过高。要GDP和税收，只好用很低的土地价格来吸引工业项目，导致城镇化用地里工业用地的占比过高，2011年底这个比例高达51%。而东京地区住宅用地占比58%，其次是公共用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只占10%。
他拿中国规划最好的上海，跟国际主要都市的用地占比作比较，发现居住用地、交通用地、绿地占比显著偏低，被工业用地挤占很多。工业土地的供应成本今后会越来越高。沿海城市已经走过了发展中低端制造业的阶段，工业用地的供地策略正在变化：一是减少工业用地；二是工业用地集中在高科技制造业和物流服务业；三是把存量工业用地再开发，用于商业、住宅的基础设施。
疏散还是集聚？
要发展城市集群，这看起来是个完美的设想，实际结果可能和政策引导方向产生差异
巴教授从北京飞到上海演讲，一个笑话信手拈来。他“表扬”北京的拥堵状况比上海好：上海一天要堵三次，早中晚；北京一天只堵一次，从早到晚。他感叹道，大城市需要疏散，要发展城市集群，这看起来是个完美的设想，但从很多案例研究来看，实际结果和政策引导方向产生差异。
他举例，东京在人口突破1000万后，也出现汽车尾气污染等问题，所以提出了著名的东京疏散计划，设立卫星城，大学迁出去，医院迁出去。结果边疏散，人口边不断上升，最近达到4000万。城际交通网络建设后，方便更多的人挤进中心城区。
联系到市民关注的房产投资，他说，上海精明的消费者面临选择，如果相信政策导向，要投资房地产应该去周围的卫星城。但是按东京经验，还得在上海找交通便捷、环境好的中高端房产，因为可能还有更多人群涌入。
他认为，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是互相推动的，城镇化要实现四点：城市群发展，密度提高；高铁延伸，缩短距离；土地流转，集约使用；提高公共服务管理。
韩国和日本城镇化的道路比较值得中国借鉴，虽然人地矛盾更尖锐、资源更稀缺，但是总体上城镇化比较平稳。日本从1935年到1970年，城镇化率从30%上升到70%。中国1996年的时候城镇化率只有30%，那时站在浦西看浦东，都是工地。他说，他有很多海外的朋友来到浦东，亲眼看到过去十年、二十年的变化，觉得这是个奇迹。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了51.3%，相当于日本1955年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还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镇化率突破50%之后，大城市的人口比重开始下降，人口逐步流向郊区和中小城市。中国会不会有这个转变？他的看法是不一定，可能还会继续向大城市集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