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北京人什么都敢说，广东人什么都敢吃，上海人什么都敢穿”，生动地概括了京、穗、沪三地人在政治、饮食与服饰方面的侧重。老上海被视为“只重衣衫不重人”的地方。同治年间就有所谓“七耻”之说，即以七种行为表现为耻，第一条即是以衣服不华美为耻，说是“新交因狐裘而订，不问出身；旧友以鹑结而疏，视同陌路”。鲁迅先生也曾生动地描述：“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考其缘由，生活在陌生人社会中的都市人，相互之间可观察、可感受的是对方的外表、衣着、谈吐与个人能力，看不到的是其出身、背景与社会关系，因此，注重外表、注重衣着是都市人普遍行为特点。近代上海是中国特大都市，又是饱受欧风美雨熏陶的地方，一直引领着中国的时装潮流。时尚有如天上的云朵，变动不居，料子、款式都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上海跟着巴黎变，内地跟着上海变。民国时期有民谚云：“乡下大姐学时样，学来学去学不像。待到学得几分像，上海已经变了样”。于是，爱穿便成了上海人的一大特征，那些疲于跟风的人被讥刺为“一千家当，八百身上”。

　　相对于女装而言，男装变动较缓。近代男装变动最显著的一是中山装，一是西装，内以西装更为持久。西装自西人带入上海以后，很快就有华人效法，先是一些买办穿着，后来是一些鼓吹变法、宣传革命的归国留学生穿着，民国以后才广泛流行。上海是全国生产西装的大本营，民国后期有大小西服号四百二十多家，西服职工团体一千多个，裁缝四万多人，专卖旧西服的商店也有九十多家。老上海西服名店，1930年就有近百家，包括九泰、元泰、升泰、王顺昌、王庆昌、王兴昌等，培罗蒙是后起之秀，声名最著，以装潢考究、质量上乘、服务热诚、价格昂贵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