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官鬻爵，在近年的某些官场，早已不算新鲜。远的不论，就说近日查实的一件事，在那个“叫春的城市”，原任袁州区委书记的龚某人想进常委，于是捧了60万大洋，送给了时任市委书记的宋晨光。龚某人进了市委常委，又领着他属下的两个乡镇书记再向宋买官，每人30万，终于也成了“副处级”。从此宋晨光卖官，便一发不可收，尤其是与高人王林拜了把子结为金兰后，卖价竟月月飞涨。

　　买官一节，在某些地方，是有明码标价的。看似价格惊人，但还是“划得来”，比起他们买到乌纱后的“进账”来，那只是“小数”，所谓“一本万利”，所以前赴后继。过去的买官，所用的贡款，还是官员的“肉里分”，大多是平时亲手敛聚而来。但近年以来，就有了另一种“买官”——官员自己不出，由商人出钱给他“买官”——刘志军案中那6000万，有4500万是两个“企业家”给他出的，一是代他“捞人”，二是代他“买官”。

　　其实这另一种“买官”，并非自刘志军始。近时披露的一起诈骗案，说是一个叫做王雨石的富商，先后出了600万给两个“朋友”买官。王雨石先出500万，给某地级市的市长，买一个“副省级”，结果自称高人的骗子，给了他一份“国务院”的公文和一份“中组部”的任命状。王雨石又以300万的“议价”，给另一位地级市的副市长，买某计划单列市公安局的政委，骗子又给了他“公安部”的表格。所幸余下的200万还未支付，骗子就一一落网，分别判了15年和12年不等。

　　这当然只是一起并不罕见的诈骗案，读来毫无新意。但此案的缘起，都应当引起我们的疑问——一个富商，为什么要给官员“买官”？本来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为什么乐于一掷数百万金，为两个并不相熟的“朋友”的“进步”而慷慨解囊？是为了找“靠山”，还是指望他们一旦戴上乌纱，就可投桃报李？案件的报道，洋洋洒洒是骗子的骗术，而只有一句话，说到王雨石谈过一点胡雪岩，当年王有龄落魄，胡雪岩拿出500两银子支持他谋取官职、东山再起，王有龄此后当上杭州知府，于是“知恩图报”，使胡雪岩迅速暴富，“这一节对王雨石颇有启发”，所以他出手阔绰，给“朋友”买官，这真如丁羽心等“企业家”斥资给刘志军“买官”，而刘部长给她们的“回报”，又何止数亿呢？

　　中国的坐贾行商，向来喜欢做“红顶商人”。有自己给自己“买官”，捐个乌纱帽，一似沐猴而冠的，也有官商之间，“勾肩搭背”，你我不分，好比“一对亲兄弟”的，现在又有了另一种“买官”，商人出钱，替官员谋取乌纱，又做了“后台老板”。“在商言商”的生意人，这样关心“官场”的进取，如此“支持”官员的“事业”，锱铢必较的“企业家”，如此“大手笔”地把钱用在官员身上，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一种新动向，这一点“利润最大化”，也许并不须“说破英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