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汇在今朝是上海的重点地区，既是商业中心，又是连接西南市郊及西去外省市的交通进出要道。

　　在七十五年前（1938年），我初到上海就住在姚主教路（今天平路）处于贝当路（今衡山路）、台斯脱朗路（今广元路）之间，那时衡山路还很荒凉，在姚主教路的东、西及衡山路的南、北多是荒地，汏衣裳作坊多在此处插竿拉绳晒洗就的被单、白的工作服，大一点的企业仅有“百代唱片公司”，像样一点的建筑只有一幢“毕卡第大厦”（衡山饭店），不过衡山路高档住宅区却已形成，但是徐家汇的商圈则是五十年后形成的。那时的徐家汇属法租界，归法帝国主义统治，即使是在铁门之外的中国地界，也受法国人控制，因为土山湾由许多属于教堂的机构盘踞，因之构成一股深厚强盛的势力，或者说它在造就宗教文化的同时编织起一层罪恶的黑幕。

　　1949年人民政府建立，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被扫除，人民就要揭去他们伪善的面罩，清算其罪恶，这事在何年何月记不得了。总之是在五十年代之初，只知道是上海军管会下令市公安局主其事，由涂克同志具体领导向几个有关单位借调几名画画的人，我亦在其内，进入土山湾教会机构收集材料，向较为进步的人士了解实情，参观各种作坊。

　　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是“育婴堂”，其堂虽名育婴，其实能被育的为数极少，据该堂的名册记录，自建堂起始至解放为止有几十万名婴儿，能活下来的寥寥无几，绝大多数都是死于非命的。婴儿的进堂及结果过程是这样的：在育婴堂围墙下与墙外地面相平处开一个口，开口处置一“抽屉”，大半露出墙外，若有人欲将婴儿交与收养，可将婴儿放在“抽屉”内，并将婴儿的出生时日、籍贯姓名写明放在一起，堂内有专人接收，收进后交专职鉴别的嬷嬷过目，看得入眼的留下，否则一律丢进“等死间”，“等死间”不大，容不下每天大量的“进货”，因之创造出特别的堆放方式，犹如宁波人码摆年糕——三横三直，层层堆放。婴儿堆在那里无人理睬，没吃没喝，耳鼻手脚指遭老鼠咬掉，存活不几时就死掉。

　　堂里有专职弃埋死婴的，每天清理，将死掉的捡出装担挑到土山湾荒地埋掉。进堂后被看中留下来的，虽是活下来了日子也不好过，吃不饱穿不暖，我亲见沿墙一米以下的涂层石灰剥落，说就是被饿极了的孩子挖下吃掉的。孩子们也有牛奶喝，但都是结成块的奶粉。育婴堂经常有人来参观，凡逢这种时候，堂方就将男女儿童打扮整洁列队两边恭迎来宾，鼓掌伸手讨要赏赐，待嘉宾一走堂方立即将孩子们手里才得的金钱悉数夺下，所谓的育婴堂就是这样借慈善之名干着罪恶的勾当。事情不只如此，待留活下来的长大后，按条件分派到木工、印刷、绘画、绣花等等工坊、作坊做工，继续供他们剥削。据说他们还利用宗教说法诱骗一富家姑娘携带巨额家产入教成修女。

　　当时的广慈医院也是教会控制的，知情的告知法商电车公司的职工在求医中时有遭残害的事发生，教会里的神父也时有不耻的事暴露。我们为使表达的文画真实，要采访收集实情素材，到各处观察，有次到绣花的绷子间遭到几个绣花姑娘弹水，陪同我们的说：这举动是把你们当作魔鬼，这是在洒“圣水”驱邪！

　　当然，现在早已今非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