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9月26日以98岁高龄仙逝，这在我崇敬的心灵中激起无限怀念之情。

　　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知道了于光远的名字。胡绳、于光远和王惠德三位编写的社会发展史教材《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曾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读中学时的课本。我还听说他的知识面极广，是自然辩证法权威专家。后来我进一步弄清楚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我的岳父施士元与他先后同学且相知颇深。大名鼎鼎的于光远，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

　　这里简述三件难忘的往事。第一件事，在国外相识并亲密合作。

　　我与于光远先生是1960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相识的。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之后，赫鲁晓夫给毛主席写信，提出要创办一个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指导性”的国际刊物。鉴于当时中苏两党关系尚存，我方勉强表示同意，并派出由王稼祥、刘宁一、赵毅敏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1958年3月在布拉格举行的创刊会议。经过我方力争，刊物定性为“理论性和报道性”而不是“指导性”，取名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同年6月，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联部副部长赵毅敏作为中共代表前往布拉格常驻，担任杂志编委。9月该刊出版第一期，这时我被中联部选调去从事翻译和调研工作。杂志编辑部于1960年4月召开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经济作用》座谈会，我们党派孙冶方和于光远两位顶尖经济学家出席，另一位经济学家罗元铮作为秘书随行。会议期间我为于光远担任翻译。

　　我当时的日记中记载，孙冶方同志52岁，思维缜密，文质彬彬，平易近人，俄语很好；于光远同志45岁，才华横溢，风度潇洒，话语幽默。4月1日于光远在座谈会上发言，由我口译。他的发言苏联人很抵触，但受到与会许多人的好评，称赞他发言的“战斗性与创造力”。于光远仔细倾听外国代表的发言，及时琢磨，或同意，或持异议，言之成理，显示了才思敏捷。

　　同年9月下旬，于光远先生与周培源先生一道出席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科学大会。他经新华分社给我发来一份电报,说会后拟转来布拉格看望小孟（他的爱人孟秀英，后改名孟苏，孟用潜的女儿，时为留学研究生），请我代他准备住所。我们当时住在捷共中央提供的公寓楼科涅夫大街153号，正巧赵毅敏部长和凌莎同志夫妇这时在国内，于是我将客人安排在赵老住处（与我对门）。为时一周，我抓紧机会聆听这位难得的老师指教。他谈起研究学问的方法，介绍了担任《学习》杂志总编辑时的体会，以及与领导同志接触的故事。他的勤奋、睿智和才华，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笑称以往人们叫他“小于”，是个“自由主义者”。我理解其真正涵义是善于独立思考，求真务实，不搞本本主义，不随波逐流。“文革”期间，于光远的这次布拉格之行成为被审查的重大嫌疑。我曾接到该单位革委会的外调函，提问他为什么要到布拉格去？有什么政治意图？等等。我如实地写了事情的原委。“文革”结束后于光远告诉我，这件事没再受到纠缠。

　　第二件事，请教他对苏联问题的看法。

　　“文革”结束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备受重视，苏联问题的研究也突出起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一天，中联部六局（主管苏联东欧事务）局长兼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刘克明同志带领我们几位助手前往于光远先生家求教。他理论联系实际，高瞻远瞩，侃侃而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强调要对苏联做全面的、客观的评价，要从过去反修的历史程式中跳出来。他谈到恩格斯的“合力论”对于认识苏联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当即拿出马恩文集，引证恩格斯的话：“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他还着重剖析了苏联模式的弊端，认为苏联经济中存在的症结问题迟早会产生恶果。他的前瞻性见解给我们以深刻启迪。我们请他担任苏联问题研究的高级顾问。

　　第三件事，请于光远先生为我的母校校庆题词。

　　1998年我的母校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60周年校庆，校方委托我请一些名家题词，于是我找到于光远先生。他欣然接受，说他只给上海他的中学母校和我的这个中学母校题词，令我十分感动。他的题词意境深远，对于当今现实更有指导意义。题词全文如下：

　　“在一个人受教育的全过程中，中等教育这一阶段至关重要。德育、智育、体育都要在这个时期打下好的基础。江苏省如东中学建校六十年，桃李满天下。祝愿今后继续发扬勤学守纪求实奋进的校风，严谨善教的教风，刻苦多思的学风，培育更多更好的人才，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 于光远 一九九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