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参加了《上海文学》杂志举办的第三届“中环杯”中篇小说大赛并获得新人奖，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中篇小说《我真的不想来》。那一年我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念大二，虽然已在《萌芽》上发过一些校园小说，但还远远算不上一个青年作家。

　　收到我投稿的编辑是姚育明老师，我第一次见她时非常紧张。她说“你是写‘过年磕头’那篇的小姑娘？写得蛮好的，就是有点冷。”我还特地带了两个新写的短篇给她，她读后选了《婚事》一篇刊登，发表时改名为《婚债》。

　　颁奖时，来了许多获奖的作家，如乔叶、葛水平。我原来只在杂志上看过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怎么说话。只记得，我和另一位获奖者李晁战战兢兢坐在一起。他一直担心奖金弄丢，吃饭前特地跑回了宾馆把钱放好，害金宇澄老师一直在找他。吃饭时金老师说到什么是好的短篇小说，他用了一个比喻我记了很多年，“就是一条鱼最好吃的部分，当中那一段。你不必交代头和尾，你就从最好吃的地方吃起。”

　　如今李晁已经成为了《山花》杂志的青年编辑。当年获奖的那篇小说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因而他一直说，“《上海文学》是我们的母刊。”我觉得他说的“我们”里有我。

　　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那篇小说对我的意义。但小说发表以后，姚老师和张重光老师推荐我加入了上海作协，我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会员，而后又成为了签约作家。这个过程，全仰赖《上海文学》的鼓励和帮助，我非常感激。记得我到办公室填写简历，金老师看了一眼说，“原来你已经写了那么多东西了，算一个老作者了。”许多年后，当我回想起那一幕，发现就连当时每个编辑座位上稿纸、杂志的高低我都记得，巨细靡遗，恐怕是出于紧张和敏感。即使没有做错任何事，还是有一种深切的惴惴不安。

　　我从高中时就买《上海文学》，没想过有一天可以买到有自己小说的杂志。而从《萌芽》到《上海文学》，我觉得自己成年了。虽然还不够成熟，但意味着一种责任、信任。像背对长辈绵长的目送继续趱程，明知道还不起，却又舍不得失去那一份厚重、深沉的温馨。

　　去年《上海文学》的“海上回眸”专栏用了我的散文《旧时迷宫》。这个题目也是编辑改的，我很喜欢，后来成为了我一本小说集的名字。彻底告别青春写作，我写了一系列工人新村题材、家庭题材的长篇、中短篇，是《上海文学》给了我第一块垫脚石。

　　时逢《上海文学》创刊六十周年，我和许多上海的年轻作者一样，都将它视为自己的家人、永远的长辈。受到的恩惠太多，回报的太少。

　　我是微尘，她是大海。我们是须臾，她是永恒。

　　十日谈

　　《上海文学》之缘

　　又到一年的岁末了，明日起刊登一组《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