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文学家扬雄就书法是人的心灵描绘说过一句名言：”书，心画也。“清人刘熙载深悟扬雄之意，进一步诠释道：“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字如其人的说法流行书坛。今年六月，在北京故宫武英殿举办的第六编历代书画展上，我有幸领略了唐代大诗人李白“字如其人”的艺术风采。诗界谪仙李白的诗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但李白的字却存世稀有，仅留下一幅这次展出的《上阳台帖》。

　　《上阳台帖》是李白书写的一首四言诗，秉承他一贯的大气跌宕，雄漫洒脱的风格。全诗十六个字：“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诗后有九字落款：“十八日上阳台书，李白。”名人书画历来是艺界宠物，评论如潮，褒贬纷繁。李白自己就评论过别人的作品。比如，他用诗来评论王羲之的字，他有一首《王右军》，其中有这样两句：“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后来赵孟頫诠释道：“右军潇洒本清真，落笔奔腾势入神。”说的是一个意思。李白为诗界泰斗，对他的字向来就有：“新鲜秀拔，呼吸清淑，摆脱尘凡，飘飘手有仙气。”之赞誉。他的这幅《上阳台帖》诗格豪放，字势雄浑，笔划丰腴，符合李白性格特征和盛唐时代书风，更是吸引了历代文贤英豪之眼球。在帖卷上除了李白的25个字，还留有几十款历代帝王、高僧、文豪的题识和鉴藏印章。特别是宋徽宗用他价值连城的瘦金体恭谨地写下题识：“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后来，乾隆皇帝在题识中谈到，宋徽宗的题识不单指这幅《上阳台帖》，而是对李白书法的总体评价。

　　宋徽宗比我们更有幸，他能见到不止一幅李白的书法作品。但换个角度想，或许是我们比宋徽宗更有幸，因为我们在同一幅帖卷上能看到李白和宋徽宗身后的帝皇遗墨，文豪书法以及妙思纷呈的观感。这是宋徽宗历史性的遗憾，也是我们历史性的幸运。其实，这就是一件文物在生生不息历史长河中的价值和生命力。眼前的这幅《上阳台帖》已具有了远超过李白四言诗的生命张力。在这种张力面前，无论是它的书写者，题识者，收藏者，鉴赏者，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而已，在近似于拉洋片般的过眼烟云中，她体现着历史主人的永恒。值得欣慰的是，所有过客的云水风雷也就浸润在她的永恒之中。这是文物的气度，因此，文物是无价的。

　　如今，我这个小老百姓何德何能，可以背手凸肚地观赏这《上阳台帖》？在故宫的展位上贴着一张白色小卡片，平平淡淡地印着一行小字：“新中国成立后由张伯驹先生赠予毛主席，毛主席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位名士，一位领袖，在上世纪交手接力，将《上阳台帖》送到大众面前，惊天地，泣鬼神。《收藏》杂志今年第六、七两期连载了国内六位大收藏家的事迹，其中讲述了张伯驹为防止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倾豪资举巨债，冒着倾家荡产的危险收藏保护了一批顶级文物。我追根寻源，翻开任凤霞女士所著的《一代名士张伯驹》（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在“诚献瑰宝，世代流芳”一章中记载：“伯驹割爱，通过统战部徐冰同志将此帖转呈毛主席，并在附信中写道：‘现将李白仅存于世的书法墨迹《上阳台帖》呈献毛主席，仅供观赏……’毛主席收到此帖，观赏数日，也十分爱惜，后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交故宫博物院珍藏。”书中还记录了1956年张伯驹夫妇，为支援国家建设，将《平复帖》《张好好诗卷》《道服赞》《游春图》《诸上座帖》等一大批顶级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轰动海内外。书中记忆了捐献文物的前一天晚上，“夫人的无私和深明大义深深地感动着伯驹。他起身走到画案前，挥毫几笔，一束飘香的幽兰跃然纸上，他工工整整地写道‘知我者，慧素也’。”

　　从北京回沪后，我在一本知名杂志上看到一篇回忆录，作者讲他在“文革”中的某个寒冬，见到张伯驹在一位女红卫兵的呵斥下，气喘吁吁地一路小跑，冻裂的双手敲打着挂在胸前的铜锣，嘶哑地叫喊着：“我是大右派，我是大右派……”我似乎听得见那寒风的呼号，我似乎也闻得到那幽兰的芬芳。我在想，李白即使有非凡的想象力，也纵难料得到他留下的一幅字会留得如此风雷激，云水怒。

　　在此文收笔时，传来陈鹏举先生的微信，告知文化名人黄永玉先生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个人书画展，我欣然前往。展览中有一幅黄永玉先生画张伯驹先生的人物画，画旁有篇小记，其中写道：“四害伏法，伯驹先生及碌碌众生得活。月入八十元与潘素相依为命。某日余携妻儿赴西郊莫斯科餐厅小作牙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寞，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四片，果酱一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中取出小手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中缓缓隐去。余目送此庄严背影，不忍他移。半月后，惊闻伯驹先生逝世……”我站在画前怆然不已，心中有了此文的题目：李白留下一幅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