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中央决定让她去山东省委工作

　　这个任务让外婆感到为难，一对孤男寡女怎能够共居一室呢？但她转念又想，共产党员要把一切献给共产主义，杀头都不怕，难道假扮个夫妻就要打退堂鼓吗？

　　从此，武汉街头经常出现一对装束时髦的年轻夫妇。晚上，他们一个人睡床，一个人睡沙发。第二天起来后，床上的被子枕头必须整理得像阔佬贵妇的床帐一样，不能让保姆看出一点破绽。大约半年后，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日子因湖北党组织遭到破坏而结束。刘先源先是到乡下避难，外婆则按照中央特派员的指示，化装后乘船赶往上海。

　　到上海后，外婆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秘书长李立三和组织部长周恩来及团中央负责人饶漱石汇报了湖北省委的情况。当听到外婆与刘谦初新婚三天便天各一方时，周恩来动情地说：“革命意味着牺牲生命，也包括高尚的爱情，我希望你们有一天团聚。”此时，外婆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死是活，更不知道其实他正在接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党的纪律她早知道——不该问的机密不能问。她只有默默地为丈夫祈祷，苦苦等待着夫妻团圆的那一天。

　　鉴于外婆闹过学潮、搞过农运和组织过暴动的工作经历，中央分配给她一项新任务，任浦东、沪西区委组织部长，并去纺织女工集中的锦章、永安两个纱厂搞工运，担任两个厂的党支部书记。

　　所谓“搞工运”，并非夹着皮包指手画脚，而是要从普通工人干起，尽快成为一名业务熟练的工人，唯有如此，才能在资本家眼皮底下与工人交朋友，才能有针对性地展开工作。外婆打头开始，就从一点一滴做起，除了要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外，还得忍受工头的呵斥、辱骂。而对调查工人劳动现状、发展骨干力量等“本分”工作，则主要是利用工休时间。由于她为人和气，善于诱导，因此时间不长，外婆就吸收了不少姐妹加入秘密工会。1929年三八妇女节，上海纺织工人“飞行集会”拉开了战幕。面对反动军警的弹压，外婆率领女工走上街头，贴标语、撒传单、搞演讲，虽然游行队伍很快被敌人驱散了，但这次游行却显示了上海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崛起，也为日后上海纱厂工人大罢工和旷日持久的省港大罢工培植了力量。

　　1929年春，江苏省委书记兼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李维汉通知外婆，立即交接工作去中央报到，另有任用。到中组部见到周恩来时，外婆得知，中央决定让她去山东省委工作，任山东省委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和省委机要秘书。“至于你丈夫刘谦初同志，他是否有音讯，山东省委可能了解情况。”周恩来又和蔼地对外婆补充道。

　　外婆简单收拾了行装，化名陈孟君，一路在交通员的暗中掩护下，乘轮船到青岛，然后再乘火车赶到济南。刚出站口，就听到有人连声喊：“陈孟君，陈孟君！”外婆循声望去，那位身穿灰大褂的男子，多像她朝思暮想的爱人刘谦初呀！正在她犹豫不决时，那人急步跑了过来：“文秋，不，孟君！”外婆呆呆地愣在了那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站在她眼前的，果真就是她朝思暮想的丈夫刘谦初，两行热泪顿时从外婆眼里夺眶而出……

　　原来，刘谦初参加南昌起义后，周恩来便安排他与许多党员一起秘密转移。刘谦初先到上海找到陈潭秋，在江苏省委沪西区委工作，不久就担任了漳州地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等职务。由于当时形势严峻，党员之间都是单线联系，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他曾与外婆同在上海，却无以谋面。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被捕后，我党在山东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因此中央决定刘谦初继任山东省委书记。刚回到山东的刘谦初，化名黄伯襄，以齐鲁大学教授兼教历史和英文的公开职业作掩护，工作尚未全面展开，却意外地在故乡迎来了思念已久的妻子。

　　后来，他们才得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妙剧，夫妻俩从内心里钦佩“周公”的思虑周全和沉着细致。

　　5月初，为迅速恢复我党在山东的活动，中央及时派来了巡视员任弼时（化名王仲秋），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外婆在上海与任弼时有过多次接触，异地重逢更是喜出望外，差点违反纪律直呼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