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从今年3月15日起施行。近日，长宁区法院对该院受理的部分“职业打假”案梳理分析，承办法官就“知假买假”、“退一赔十”等市民关心的话题，结合司法案例作了阐释。

　　梳理分析“职业打假”

　　无论是民间还是法律界，亦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审判实务中，人们对“职业打假”一直有不同看法，争议旷日持久。“职业打假”的情况到底怎样？打的究竟是哪些“假”，“打击面”广不广？被“打”者是否吸取教训避免再次被打？长宁区法院近日对该院受理的部分“职业打假”案梳理分析，从中或许可以管窥一斑。

　　形形色色的“假”。列入统计的93个案件，原告仅3人，时间跨度从2003年至2013年，是典型的“职业打假”案件。所涉及的商品，以价格论，有不足10元1瓶的“金银花露”，也有3000多元1条的高档围巾。各类商品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七成以上案件庭外达成和解。93个案件中，案值最小的仅8.5元，高的则达1.9万余元。2009年6月《食品安全法》施行之前，原告的诉讼请求为清一色的“退一赔一”。之后，“打假”明显转向食品领域，索赔请求多为“退一赔十”。此类案件的另一个特点是，原、被告双方庭外和解率高。据统计，93个案件中，原告因与被告庭外达成和解而申请撤诉的有66件，占比达71%；当庭达成调解协议的13件，占14%；判决结案14件，占15%。

　　不少被“打”者难长记性。3位原告起诉的93个案件共涉及商家38家，其中被“打”1次的21家，2至4次的15家，5次以上的2家。某知名商城先后7次被告上法庭，所涉商品多为价格不菲的高档用品。从打假者提出索赔的理由来看，食品类主要是超过标注的保质日期商家仍在销售，用品类则以产地、成分等标注内容与实际不符居多。此外还有假冒名牌商品和假冒进口产品等。

　　重点保护食品安全

　　93个案件中，半数以上涉案商品为食品（48件）。判决结案的14个案件中，食品有11件，其中6件原告要求“退一赔十”，理由都是涉案食品已过保质期仍在销售。长宁区法院审理后，除一件因原告证据不足予以驳回外，其余5件均支持原告“退一赔十”的诉讼请求。

　　案例：4瓶“青梅精丹”

　　原告阎家明诉被告某商场出售过期“青梅精丹”案。去年3月，阎家明在该商场购买了4瓶“青梅精丹”，付款1140元。当年5月，阎家明以该商品出售时已过保质期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商场“退一赔十”。商场辩称，原告将商场剩余的该款商品全部买走，致使商场无法比对原告所持商品是否被告出售，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庭审理认为，原告提供的收银条、商品实物等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原告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遂判决被告退还货款1140元，并赔偿11400元。

　　案例：3盒“派利大叔干酪”

　　原告杨晓光诉某超市出售过期“派利大叔干酪”案。2011年3月，杨晓光在某超市购买“派利大叔干酪”三盒，付款199.50元。同年7月，杨晓光将超市告到法院，以所购食品出售时已过保质期为由，要求超市“退一赔十”。超市提出两点抗辩：一、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涉案商品由被告出售；二、原告是职业打假人，非普通消费者。因此，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庭经审理认为，原告提供的收银条、发票、商品和照片原件，该组证据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已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原告据此提出的诉讼请求，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遂判决超市向杨晓光退还货款199.50元，并支付赔偿金1995元。

　　“知假买假”仍可索赔

　　“知假买假”仍可索赔，是此次最高法院出台的食品药品纠纷新规定的一大亮点。条文的具体表述是：“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此之前，消费者的“购物动机”是否影响买卖合同成立，“职业打假”人是否具有“消费者”身份等问题一直困扰司法实务，成为裁判尺度不尽统一的症结所在。

　　本报2011年12月15日曾刊登长宁区法院提供的一则案例：消费者在某超市购买了一盒超过保质期价格270元的“利可塔芝士”，然后向法院起诉，要求超市“退一赔十”，长宁法院审理后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这篇报道当时的标题即为《“职业打假”不是拒赔理由》。时隔两年多，记者近日采访了该案审判长叶其成。叶法官向记者阐释了该案的判决理由。

　　首先，法律规定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具有主观过错。该案被告是专业经营超市的企业法人，应当明知销售过期食品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并且有义务避免过期食品上架。被告以新店开张不久，工作上存在疏失为由，为自己销售过期食品开脱责任，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其次，即使该案原告存在职业打假的动机和行为，只要他没有将所购商品再转让和出售，就应当归于消费者的范畴，同样应当获得相关法律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