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莹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剧坛、影坛、文坛的三栖明星兼作家,15岁时加入共产党,因主演了夏衍创作的国防戏剧《赛金花》而闻名上海滩。
谢和赓曾与白崇禧夫人马佩璋的表妹杜荣结婚,但两人没有感情基础,结婚不及一年,就分居了。谢和赓接触到王莹之后,心有所属;而王莹也钟情于这位英俊的青年军官。
此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共两党都向美国派遣了一批留学生,以便对美国各界开展外交和统战宣传,谢和赓和王莹两人也被推荐到美国留学。行前,周恩来分别与谢和赓、王莹谈话,周恩来说:“你们的恋爱关系完全正当,到了美国后,希望你们相依为命,互相学习,真诚相爱。但为了工作,小谢还不能解除旧的婚约,在旧关系解除之前,(你们)暂时不能结婚,也不能同居。这是中央的规定。”
1942年,谢、王两人分别以国民政府海外部海外视察员、学习员的身份赴美留学,其间他们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指示,只以友人身份相处。新中国成立后,谢和赓收到家人寄来的其与前妻离婚的判决书以及刊登有前妻与他离婚通告的《桂林日报》,才于1950年2月和王莹正式结婚。
在美国,谢和赓先后在美国世界事务学院、美国西北大学、费城州立大学研究院学习。王莹则先后在贝满学院、耶鲁大学学习,另外她还去邓肯舞蹈学院学习过舞蹈。其间,谢和赓曾接办了美国华侨报纸《纽约新报》,任代总编辑一职,负责翻译和撰写社论的工作,并充分利用这个舆论阵地,广泛宣传中共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争取广大爱国华侨和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王莹则被推选为中国代表参加了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大会,曾到美国各地的工厂、学校演讲,并用英文演唱中国的抗战歌曲,大大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她还组织一个中国剧团,并首先应罗斯福总统夫妇的邀请,专程到白宫演出,随后又率团到美国各地巡回演出。
1954年冬,美国掀起了一股反动的“麦卡锡主义”风潮,谢和赓和王莹此时的身份已经暴露,他们被美国移民局扣押,并被投进哀离思岛的监狱,当时美国当局还威逼他们加入美国国籍,受到两人的严斥。
4.在“文革”中蒙难
他们的状况被周恩来得知后,周恩来马上指示中国外交部通过第三国向美国进行交涉,并以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战俘来换回两人。1955年元旦之夜,谢和赓和王莹终于回到了北京,随即受到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人的亲切接见。周恩来说:“你们夫妇俩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你们的使命,对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归国后,谢和赓曾任《世界知识》杂志的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等职,还曾被调到外交部工作;王莹则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一职。1957年,谢和赓因在“鸣放”期间提出“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改。由于周恩来和董必武的出面干预,一年后他得以重返北京。1966年“文革”爆发,此前因江青早年在上海时曾与王莹争演话剧《赛金花》主角一事,江青对王莹有积怨。不久,王莹、谢和赓以“美国特务”的罪名,被关入秦城监狱。1975年春,当时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得知了他们的情况后,遂指示有关部门将谢和赓释放出狱治病(在被关押了8年之后,谢和赓已两耳失聪,不能言语,又丧失了思维能力)。此时,王莹已死于狱中。谢和赓和王莹的冤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此后谢和赓仍在外交部工作,直至去世。
阎又文:傅作义身边的深层潜伏者
阎又文,1914年生,山西荣河(今万荣县)人。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块墓碑上,镌刻着如下的碑文:“阎又文同志,山西省万荣县人,生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六日。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中国共产党党员……阎又文同志,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只是到了如今,上述的碑文才有了明晰的诠释。
1.绝密单线
阎又文于1934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其间曾参加过由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张友渔等主持的进步团体中外语文学会。抗日战争爆发后,阎又文原计划赴延安参加革命,后来按照邢西萍(徐冰)的安排,改赴同乡傅作义的部队中从事抗日工作。阎又文是傅作义的小同乡,才华出众,文笔锋锐,傅作义非常赏识他,让他跟随自己,做自己的私人秘书。不久,国共两党达成正式合作,部分国民党部队依照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做法,邀请中共派人到部队中从事政治工作,当时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奉命赴傅作义部队中协助开展政治工作,潘不久即秘密发展阎又文加入共产党。
1939年下半年,由于抗战局势逆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当时傅作义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其部队中的共产党政工干部被“礼送出境”。由于事出紧急,党组织来不及作出相应的安排,阎又文自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傅作义身边,阎又文逐渐升任至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社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等职。
抗战结束后,当时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的王玉接到了上级交派的一个任务:马上到绥远傅作义部队中去寻找一个名叫阎又文的中共地下党员。而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将近7年了。1946年春节过后,王玉来到了包头,经过探查,他打听到了阎又文的下落。在王玉动身之前,边区保安处的领导曾交代说:找到阎又文后,一定要与阎又文建立绝密的单线联系,决不允许和任何地方组织发生关系;此外,通过阎又文了解和掌握傅部的情报,特别是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至于其他的,一律不要搞,以免增加暴露的风险。
此次与阎又文联系,也只有王玉一个人,据说当时即使在解放区知晓阎又文真实身份的,也只有边区保安处和中央社会部的几位领导,这条情报线实际上就是几个人:阎又文-王玉-罗青长、李克农。后来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随即,王玉联系上了阎又文。当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深得傅作义的赏识和信任。但凡傅作义主持的军事和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负责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等,也都由阎又文起草。阎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和蒋的矛盾等源源不断地汇报给了王玉。阎又文特别提醒王玉:傅作义已经成为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先锋,他被拉到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其部很可能会进攻绥东解放区。随即,王玉马上找到驻扎在绥东丰镇的华北野战军某部,将这些信息报告给了部队领导,但部队领导表现出姑妄听之的态度,以为这是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开始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绥东战役随即拉开序幕,傅部前锋相继占领了集宁、丰镇、阳高、张家口等地。当时李克农曾批评性地总结说:华北战场解放军的初期失利,败就败在对情报的不够重视。此次战役后期,华北野战军对傅部采取了避其锋芒的战略撤退措施,未与之发生大规模的战斗。若干年后,罗青长对此这样评价说:当年阎又文的情报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的损失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