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杭州市政府宣布从次日零时起，对小客车采取总量控制措施。与之前的天津相似，限牌决定当天宣布次日执行，这让不少购车者措手不及，引来质疑一片。

　　车牌究竟该不该限？限令背后，是日益拥堵的城市交通和不断爆表的雾霾天气。据环保部门测算，杭州市机动车尾气排放对大气PM2.5的“贡献”率高达39.5%。现实如此严峻，他城亦有先例，限牌不为无因。但也有人说：事先为什么不举行听证会？

　　预判政策效果，“突袭”也许不无道理。一旦预先放出风声，抢购行为可能会发生，私家车的数量可能会迎来一个新高，本为减增长，变成大家抢，这与治堵治污的初衷不符，起码会打很大的折扣。

　　然而，从社会治理的规范化、程序化角度看，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新规颁布前，应该进行听证，广泛听取涉及者的意见。

　　一项涉及人数众多的公共政策，往往有难以预料的社会成本。政令畅通需要公众的参与、支持和合作。所以，现代治理往往在决策环节引入公众的参与，充分酝酿各方意见，尽可能使一些不必要的矛盾早早化解。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既是尊重公民合法权益，也往往能安抚社会反弹情绪，还可以对决策起到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参与感也会增强公众对政策的支持。把决策的原因说清说透，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不信任，反而会带来治理上的麻烦。

　　“突袭”限牌令引发的争议，背后隐藏着社会治理的大课题。现代治理体系好比一架精密而复杂的机器，运行得合法、顺畅、高效并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离不开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系统治理。在利益分层日益细化、需求日益多元的复杂态势下协调各方利益，需要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的局面，而不是“关门治理”。（刊今日《人民日报》 相关报道见A13·中国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