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腾地块

　　位于徐汇区的高家浜、乔家塘曾是有名的“城中村”，如今已完成改造。这里原先有户籍人口1600户，顶峰时居住4万人。如何将这么庞大的租住群体疏导出去？这成了摆在有关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其实，在徐汇区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入驻之前，有关部门就已多次整治，取缔一些无证照店铺。通过频繁整治，一些摊贩自觉“呆不下去”，逐渐搬离了“城中村”。对于当地居民，事务所不断做思想工作，说服他们停租，几个月之后，无房可租的人员自然离开了这里。

　　外来“户头”被“请”出村子，居民们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原先脏乱差的“城中村”被重新规划，不再“拖”城市发展的后腿。彻底改造，是根治“城中村”问题的最佳方法。然而，现实中的种种条件约束，使大批“城中村”无法被轻易拆除，因此，针对环境进行集中整治，在更多“城中村”中进行。

　　建配套设施

　　浦东沪东街道的“朱家门”位于黄浦江边，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杨卫民的印象中，这里的环境“一塌糊涂”：居民随地大小便；生活、建筑垃圾堆得比人还高；“弄堂”几乎无踏脚之地……后来，沪东街道下定决心展开整治，先是从里面“掏”出350吨垃圾，又耗资数万元在村里将倒粪站改建成了公共厕所，又增设了抽水、排污等设备。

　　然而，好景不长，公厕很快就被人破坏了。街道再次新建公厕后，专门安排保洁员进行管理，还聘请了专门的清扫员。如今，“脏乱差”不再是“朱家门”的专利，这里的卫生状况大为改观。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因种种历史原因，很难立即消灭“城中村”。在积极推进动迁工作的同时，街道也在继续加大对综合配套设施的改造，满足村民的实际生活要求。

　　封闭式管理

　　“城中村”多发的违法犯罪事件成为其与生俱来的“附属品”，不少街镇在探索“城中村”管理时，都尝试了一种“封闭式管理”，来破解久治不愈的治安问题。

　　位于七宝联明路的联盛花苑北区，400余户村民农宅内曾居住着超过5000名外地来沪人员。改造后的联盛花苑与过去迥然不同。在村宅入口处，监控、门禁、保安一应俱全；按照值班保安的引导，仔细地登记车牌，纳入指纹和身份信息，才得以进入村宅。如此一来，提高了村宅的安全指数，大大降低了入室盗窃的发案率。封闭式的“城中村”改造，核定了村宅房屋的承载能力，避免了一个区域因过度承载人口而诱发的各类问题。

　　拆违控人口

　　松江泗泾镇的农民自建小区不少房屋被租借给了外来人口，出现了“城中村”的苗子。经前期调查摸底，全镇14个农民自建小区共有居民1810户，其中违法建筑1299户，而“公”字头人员就有409户。泗泾镇要求公务员率先完成自拆，镇社保所所长带头拆除了自家的大棚，镇属世强公司的小唐主动做母亲的思想工作并拆除了自家的违法建筑。在赵非泾居委实习的小徐，家中100多平方米的违法建筑每个月能带来可观的租金收入，小徐数次做父亲的思想工作，老徐最终由“想不通”到“等等看”，最后“想通”，最终违建全部拆除。泗泾镇相关负责人说，“拆违是治理的第一步，接下来还将对各小区的外来人口实行管控，防止‘城中村’出现。”

　　“城中村”出租房主体大多是违法搭建，只有将拆违和控违放在重要位置，并探索出租收益的新模式，以此鼓励村民减少出租，才是“城中村”的“治本”之策。

　　一站式服务

　　对于“城中村”的整治，不少基层干部坦言，与其说是对村宅的管理，不如说是对人口的管理。外来人员与当地村民共同组成类似居委会的“社区管理委员会”，才是长效管理机制。

　　宝山顾村镇“星星村”2011年就进行改造，建成了综合管理服务中心。这里整合了村内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资源，为外来人员提供人口管理、行政事务、社会保障、司法救助、医疗卫生的“一站式”公共服务，让外来人口体会到切实的方便和贴心的服务。

　　这种管理模式有效利用各方资源，对村宅实施 “社区化”改造。昔日的“城中村”，逐渐变成了“新社区”，也实践了一种全新的城乡结合部社会管理服务方式。

　　本报记者 左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