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底，神州大地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大批“老三届”知识青年奔赴广阔天地练红心。按当时上海的政策，凡有慢性病、残疾或独生子女都可以暂时不去；也有少数人是符合务农条件而不愿去的“钉子户”：这个社会群体就叫“留城知青”。

　　求学不得，工作不成，真是青春期遇上了动乱期。我们这些求知若渴的留城学子窝在家里实在是又无奈又无聊，但谁也不想蹉跎岁月，虚度韶华。很多人都开始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有人学习唱歌、跳舞、手风琴……这些都是“革命文艺”，运气好的话可以参加文工团，改变人生命运。也有人潜心自学外语，甚至还有研究黑格尔的。更多人则爱阅读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那时代书少人多，有时一部长篇小说只能看一两夜就要还，而且读这些“封资修”的“大毒草”还得在“地下”进行。

　　别以为街道是个“世外桃源”，全市每年都会有几次上山下乡大动员，工宣队和居委会干部让不愿务农的学生及其父母办学习班，对“病休青年”突击检查疾病……想方设法完成插队落户的指标，争取“一片红”。折腾了好几年，才渐渐平静下来。

　　后来为了安定团结，街道团委接管了“留城知青”的工作。组织我们帮里委搞宣传工作，给生产组的阿姨们上文化补习课，还组织十多个里委的青年搞书画展和乒乓赛。我所在的黄浦区龙门路街道组建了一支革命文艺小分队，我们经常到黄浦区工人文化馆、人民公园游园会和上海音乐厅的大舞台上去演出，真有点风生水起，名扬一方了。

　　也有情窦初开的怀春男女两情相悦，走入了浪漫的玫瑰梦境。但是因为爱侣彼此都没有立身之本——正当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所以十有八九难以修得正果，结果“风还是风，雨还是雨，只是我的伞下少了个你。” 

　　这时，我们日思夜想的还是求学与就业。谁知到了1973年冬街道传达了市里的一纸公文，安排我们“留城知青”进生产组工作。谁都知道，生产组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解放妇女劳动力的产物，此非历史倒退乎？但是那时代，尽管我们志高气傲，心有不甘，但也不得不走上这条窄窄的“讨生活”之路。我们各自进了本弄堂的皮包组、玩具组、电子组、羊毛衫组、日用品修理组……一天工资就七毛钱，有时出门上班遇见熟人真有点“破帽遮颜过弄堂”的尴尬。

　　终于，我们迎来了“第二个春天”！1977年恢复高考，我和一些生产组的朋友都金榜题名，告别了无奈的伤痕青春。不久，市政府出台了一条“顶替”的惠民政策，即父母可以提前退休，把工作岗位让给子女。接着，被禁锢了几十年的国门也敞开了，人生的选择越来越多……一潭死水终于激活了，我等鲤鱼脱却金钩去，跳出龙门游大海……

　　四十多年弹指间，青春已被雨打风吹去。可喜的是当年青涩而又轻狂的留城知青中，有不少人还成了教授、干部、医师、私企老总、艺术家、移民……有的精彩老朋友还有“夕阳梦”呢。我们皓首相聚，“却话巴山夜雨时”。谁也没想到呀，曾经备尝青春苦酒，今朝共享晚年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