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的童年都是余霭而且神圣的，即使岁月也磨蚀不了内心深处的那些斑斓。

　　那时我只有5岁，在那个年代，许多知识分子都遣送到乡下接受劳动改造，我的祖父有所谓历史问题，父母自然也难逃被改造的命运。不晓得是如何和祖父做了辞别，祖父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况且父亲是他唯一的支柱。简单的行李，父母带着我和牙牙学语的弟弟去了安徽大别山区岳西县，我虽年幼，却还记得，通往山区的路是那么蜿蜒陡峭又是那么漫长，长途汽车一直在陡峭的山上盘旋着似乎没有尽头，一眼望去就是万丈深渊，那份惊恐害怕和听天由命的感觉迄今不能够忘怀。

　　冬天的大别山区是真正的寒冷，但是空气纯净得似乎没有一颗尘埃；山脉连绵起伏、常年绿色葱葱。当地人也是淳朴而且友善，从不为难我们。

　　我有一个伴儿，是当地的一个小女孩，和我一般大小，我根本记不得她的名字了，甚至连她的模样都十分的模糊。只清晰记得，寒冷的冬天她母亲用厚厚的布层层紧紧包裹着她的双腿抵御严寒，也清晰记得她和我携手奔跑，携手走在羊肠小道上娓娓道来那个场景。

　　远道而来的客人都是如同我父母一样被派遣到各地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间或他们的走访，家里总要一番热闹。

　　张伯伯是被打倒的资深学者，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他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领口总是紧紧扣着，身上的衣服永远是干干净净服服帖帖，他十分小资也颇有腔调。即使在被改造的年代，饮食起居都由他夫人悉心照料着。他在叫做“茶水”的地方接受改造，距离我们不是很远。他们夫妇常常带着女儿和我们团聚，小女儿十分调皮，出门就趴在她父亲背上。有一回，女孩儿在台阶上又蹦又跳，不小心压坏了我们的一只小鸡，那只鸡因此落下了终身残疾。为此，我心痛了好几天。在物质生活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大人带着孩子在山上游玩半天，采集许多的可以食用的蘑菇，也是一路的欢声笑语。

　　之后，父辈们陆续回城，张伯伯也经历了事业的辉煌。我出来读书求学、成家、结婚生子。我读研究生期间还专门拜访过他，那次交谈，他甚是欢喜并因我而倍感自豪。

　　又是多年没有联络了。听说张伯母病逝。张伯伯一辈子都受伯母的照料，这样的打击下，接着他中风半身不遂，女儿难得去看他，有一个男保姆照料着他的起居。一次大冬天里保姆给他喝了凉水，之后他肠道痉挛肚子痛得厉害，他一边哭着，一边哀求着保姆，一边还要对保姆说对不起。

　　最近又听说，张伯伯的女儿离婚了，她带着孩子，变得神经兮兮的，更加无暇照顾他，于是把他送进了养老院。有朋友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了那个养老院，那里十分简陋，一间房间住着五个人，床挨着床，张伯伯躺着的床边，尿壶、便壶、水杯一并摆放在手可以触及的地方。半身不遂的他神智却十分清晰，他特别想吃一颗糖果。我听了，心里酸酸的。

　　很难把大别山上的张伯伯和那个养老院苟延残喘着的他联系在一起，我可能难有机会再见到他；我童年的伴儿也找寻不到了。我心里停留着儿时的大别山区，停留着大别山那些返璞归真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