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三元里，历史书上这里是鸦片战争爆发时民众抗击英军的地方，170年后，这里有了一个新称谓——小非洲。

　　根据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今年8月的最新调研报告，广州有着中国最大的非洲人社区，以三元里、小北路、环市路为中心并呈半月形向外辐射。

　　“有说10万，有说20万，谁也算不清广州到底有多少非洲人，因为流动性太大了”，中山大学教授李志刚多年研究广州的非洲社区，“就连广州人都好奇，他们是怎么来的？”

　　走出地铁小北站，你随时会与一个个黑色面孔擦身而过，写字楼前、过街天桥上、饭店门口、小酒吧里，一半以上都是非洲人，空气中满是浓郁的香水味道。

　　“绝大多数是商人，小到打火机，大到工程设备，只要能从中国运回非洲就能赚钱。”李志刚说。

　　有的留下，更多的离开，非洲人在广州，也有着说不完的酸甜苦辣。

　　中国最大的非洲社区

　　宝汉直街，一条街浓缩了非洲人在广州生活的全部。

　　宝汉直街位于广州市中心越秀区小北下塘西路附近，长度仅为二三百米，是越秀区唯一尚存的城中村登峰村的主干街。宽不足10米的狭窄街道两侧，挤满了几十家非洲餐厅和酒吧，紧挨着饭店的就是大大小小的旅舍，每天迎接刚刚放下行李的非洲客。每月非洲直航广州航班达160余架次，宝汉直街是很多非洲人来到广州的第一站。

　　“这个月非洲人少了很多”，房屋中介小张向记者叹苦经，他在宝汉直街工作了3年，客户全是非洲人，“现在是广交会期间，本应该是一年中非洲商人最多的时候，但因为埃博拉疫情加剧，来的人明显比往年少。”广东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本月14日向媒体证实，正在采取多项措施全方位严防埃博拉疫情流入。

　　吴菊娣今年63岁，她从出生就一直在宝汉直街，现在和女儿经营一间商铺卖非洲人钟爱的鲜艳服饰，这些客人也称呼她“菊姐”。

　　“宝汉直街老早就是广州最穷的一条街，没有女人愿意嫁到这里来。变化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 一些国内的穆斯林先定居到这里，带来了阿拉伯国家的商人，大约是90年代末，第一批非洲商人进驻这里开店做生意，之后就越来越多。”

　　最大的非洲社区到底有多大？

　　2014年8月28日，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发布《广州外籍流动人口管理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称广州已成为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集地。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常住我国的外籍人员593832人，而广东省就有316138人，居全国之首。该报告称，目前广州外籍流动人口中，非洲裔占总数的约二分之一。

　　而根据广州市公安局今年8月底发布的数据，今年1至8月，经广州出入境的非洲裔人士共37万人，其中在广州常住登记约1.5万人。

　　“他们绝大部分持旅游签证过来，停留几个星期采购货物飞回去。也有持商务签证和工作签证在这里长期停留的人。”广州新家园社会服务中心的一位社工介绍。

　　天秀大厦是小北最高的大楼，被称为广州的“重庆森林”，记者采访后了解到，这里共有400多家非洲商户；附近的陶瓷大厦，租用者中则有30%以上的非洲人；就连原本远洋运输公司的一栋住宅楼，现在一半以上的租户也都是非洲客。

　　克里斯的中国梦

　　克里斯（Ｃhris）来自尼日利亚，1997年他告别家乡的父母和十个兄弟姐妹，只身来到广州。17年，他在广州成家立业，生意伙伴都叫他“老克”，他叫自己“老广”，“我是一个‘老广州’，我爱这座包容的城市，她成就了我的一切。”

　　刚到广州时，克里斯不懂中文，而当时的广州商贩，也鲜有懂英文的，他们的沟通主要通过计算器，现在克里斯已经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和广东话，但他还是习惯用计算器，“能省掉很多麻烦”。和他做生意的中国老板都知道他的底细，“普通话说得比我们还好”、“精着呢”。

　　克里斯的贸易公司位于中山五路的一座写字楼里，这里非洲人相对不是很多，“这能避免别人来抢我的生意”，“我现在主要是做摩托车配件和整车，这些在尼日利亚卖得不错”。

　　克里斯到广州两年后，认识了现在的太太Ｊoice,太太是茂名人，两人目前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我的故乡高楼很少，四野开阔。我刚来广州的时候这里也是这样，很适合我，可惜现在广州的高楼也多了。我刚来中国的时候，街上基本上看不到非洲人，很多人见到我都会‘哇！看看看！’这样叫。这让我有点不舒服。而现在，广州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大城市了。”

　　克里斯雇了十多名中国人帮他处理来自非洲和中东的订单，大到摩托车小到幼儿背心，只要能卖到非洲去的商品，他都做，而妻子则帮他打点公司的财务，“女人管钱，这在非洲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克里斯笑着说。

　　在广州17年，从克里斯到老克，尼日利亚人除了快乐也有了中国人的烦恼。今年年初，他搬离了居住16年的小北，在番禺买了房。“我更喜欢和中国人做邻居，这样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高兴。”代价就是每个月五千多元的按揭贷款。

　　克里斯的故事并不是个例，记者采访后了解到，越来越多在广州事业成功的非洲人，开始搬离非洲社区，选择在番禺或者佛山购房置业，那里居住环境更好、生活设施更完备。

　　“我的梦想就是未来能够获得中国国籍，我知道在中国这很难，但我真的爱这里。”克里斯说。

　　成功的非洲人离开了小北，而更多渴望成功的非洲人依然蜗居在嘈杂的宝汉直街。

　　Ｌulu同样来自尼日利亚，她到广州已经2年了，目前在一家专门售卖非洲妇女裙子的门店里打工。她告诉记者,自己的老板是中国人，雇了两个非洲店员，lulu会说英文，另外一个则会说法文。“非洲人大部分都说这两种语言”。Lulu的工资不高，每个月只有1200元人民币。她告诉记者，“我身边的非洲人在广州工资都很低。”lulu已经告诉家里人，明年准备到马来西亚去碰碰运气。

　　非洲餐厅的中国厨师

　　中国最好吃的“加纳馆子”在宝汉直街，这个大众点评搜不到的“秘密”，只有生活在广州的加纳人知道。

　　夜色渐浓，晚饭时间是非洲人一天最重要的，宝汉直街人流越发密集,各种小店以及流动摊位把前往宝汉直街的街道围得只剩余一个狭窄的单人过道。

　　老梁和老伴来自福建，早先在广州开一间沙县小吃，生意不好关了门。2005年他俩被一个加纳人请到宝汉直街，专做加纳料理。饭店的老板叫阿明，他在广州15年，目前是加纳人在广州的领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广州的非洲社区既是统一又是独立的，每个国家的人都会选一个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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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明告诉老梁，非洲人吃东西都很简单，喜欢吃的东西就能一直吃下去，而加纳的国菜叫fufu。fufu看起来像大号的肉包子，里面含有木薯、山药、车前草，做法是把以上材料捣碎，往锅里加水煮成，煮熟之后颜色就像窝窝头。

　　“其实很简单，给我配齐材料，半天我就学会了，只是我不喜欢吃，一嘴的渣。”老梁说。后来，他还创新了配方，让fufu吃起来更有劲道。这让阿明大喜过望，只要加纳来人，他必定会让老梁先露一手，“你在阿克拉（加纳首都）绝对吃不到这么好吃的fufu”。

　　老梁现在不仅学会了所有的加纳菜，还知道每个菜的加纳念法，“他们管大米叫banku，番茄酱叫nkatenkwan，总之，翻来覆去就那三四个菜”。

　　宝汉直街已经成为非洲人和中国人混居的国际社区，几乎每家非洲餐馆都是中国厨师掌勺，老梁只是其中的缩影。而对于宝汉直街的原住民来说，原来居住的房屋现在变成了租金节节高的旺铺， 非洲人不仅是邻居，更是衣食父母。

　　“虽然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非洲人在这里聚居，对我们和他们都是有利的。”居民代表吴菊娣说。   

　　广州的布鲁克林

　　有的人把小北称为广州的布鲁克林，在这里，问题在所难免。

　　三元里的非洲客中有一些人住在无数不见天日的接吻楼、鸽子笼里，常常是十几个非洲人住一间，白天睡觉，晚上出来做搬运——为非洲或中东老板打工，以躲避警察搜查居留证。

　　39岁的刚果人阿肯，5年前持旅游签证来到了中国，但即使签证过期了他也没有回国，而是继续非法滞留在中国。作为一名家电维修工，阿肯怀着发财梦来到广州，他毁掉了护照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材料，这样的话即使被警察逮到，也不会被强制送回国。

　　阿肯现在做些小买卖。他在广州采购杂货和衣服后寄往刚果，通过亲戚朋友在当地销售。“比起回故乡，在这里可以赚好几倍的钱，因此还没有归国的打算。我想找个中国人结婚，拿到合法的滞留资格。”

　　根据此前媒体的公开报道，2012年12月，公安部门已抓获300多名在广州从事毒品走私犯罪活动的非洲人，捣毁一个由来自非洲的境外人员与境内人员相互勾结的毒品销售网络。广州警方称，非洲籍外来人员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有极少数外国人违反中国法律，被警方严格依法查处。

　　在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广州外籍流动人口管理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建议加强立法，建立外籍人管理信息的分享平台。认为可借鉴德国等国家做法和经验，按照国家法律和人道原则，设立专门针对“三非”外国人的收容所。

　　针对非洲社区领袖制度的特殊性，报告建议，政府部门应积极与这些外籍人商会、社团首领进行沟通合作。

　　新家园社会服务中心社工小范认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广州长时间居住，是时候正视外来社区服务的对接了。研究过美国的唐人街历史的小范认为，非洲人处境和早期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处境非常相似，也正因为如此，她希望政府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服务意识，警察也好，街坊也好，用平常心对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