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怀巨额赃款潜逃国外，到身无分文时要靠讨饭为生。这17年对于张宏来说，是一段坎坷艰辛的日子。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呼吁更多像他一样的人早日回国自首？昨天，记者在看守所，隔着铁栅栏与张宏进行了一番对话。
记者：这17年逃亡的经过，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张宏：1997年10月，我从香港转机去了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之后印尼90%的地方我都去过，待的最长的就是雅加达和巴厘岛。做过很多工作：去矿区找矿，在棕榈园采过棕榈籽，在海边养过虾、石斑鱼，还在茶园里种过茶树，当过黑导游，一言难尽，很多了。
记者：开始的时候应该生活还可以把，后来没了钱，是不是生活很困难？
张宏：感觉很好，因为赚的是自己的钱。花的是自己的钱，觉得很安心。
记者：你当初带过去多少钱？
张宏：记不太清了，六七十万吧。
记者：多长时间用掉了？
张宏：不到12个月。
记者：为什么会这么快？
张宏：easy get easy go，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应该是你的，去得也会很快。用一句印尼的话来讲：从魔鬼那边拿来的钱，花在了魔鬼身上。
记者：具体一点呢？
张宏：有一个比较灵活的身份在印尼，可以用这个身份去第三国。这是我原先的设想，结果呢，很不顺利，换的身份都是不被认可的，前后换了7次。直到最后一个身份才算是合法的身份。
记者：怎么换身份的？
张宏：就是通过黑市，第一次花了1.7万美元，他们告诉你这是真的，但实际上用的时候却发现，是假的。
记者：就是上当了？
张宏：对，语言不通，又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每一个字的后面都是一个骗字。7次换身份，只有最后一次是真的。村长、镇长都有签名的，这个身份只花了2块5不到的手续费。因为我已经在他们的村住了半年多，邻居关系很融洽，碰到好人了。
记者：在那里是不是经历了印尼排华？
张宏：是的，冤枉钱花了很多，住在公寓房里，每个公寓每三天要交5000人民币，去请警察或者军人来保护。前后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记者：逃在外面是什么样的心情？
张宏：开始很紧张，很害怕。也想到过自己被抓的那一幕，像看电影一样的。大概在五六年前，想得特别多。也想过要回来（自首），但是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就是一直拖着。
记者：你当过导游，应该会碰到过不少国内的旅行团吧？
张宏：断断续续，最近的10年，接触国内的游客比较多。我一般不讲上海话，也装作不懂上海话。
记者：你的口音感觉已经完全变了，是刻意的吗？
张宏：（用上海话）我是上海人，标标准准的上海人。但我是特意回避我的口音。现在讲回来，慢慢调整，但舌头还是不灵活。
记者：人家说乡音难改，你做导游碰到上海人听到上海人说上海话，会不会有特别的感触。
张宏：当然会有。比如说，到了一个景点，我会特别出一点钱买点水果分给他们，理由不讲的，就这样分给大家吃。
记者：在那边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张宏：就是责任关过不了。看到周边的朋友，都是有家庭的，对父母、子女都是有交待的，那个时候，就感到自己对不起自己的家庭。
记者：生活上的困难有吗？
张宏：也有，但这些都是能很快过去的。可能我脸皮比较厚，我没钱的时候，会去和完全不认识的人讨东西吃。
记者：和国内的老婆孩子联系过吗？
张宏：联系过。两年前不是开始有微信了吗。
记者：家里人有没有叫你回来？
张宏：有的，但当时我还是没有那样的觉悟，后来警官告诉我，是没有那样的勇气，我觉得是这样的。世界上，哪怕每一根草压在石头下面，它都要找一条缝生长出去，更何况我是有思想的人，总是想能够自由地活着，就是抱着这样的幻想。对不起。
我想，如果有选择，我一定肯定不会再这样做。如果有和我一样的人，目前还在世界各地逃亡的话，还是早点拿起我没有拿起的勇气，主动回来自首。这样会比较好，路会比较宽。
记者：有没有想过，如果警察不来抓，这辈子就在那里过了？
张宏：想过。每次想到这个问题，就会给自己一个标准，就是60岁，60岁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就是这边。当然，讲得自私一点，就是60岁了，人的各种私欲也少了，那时候回来坐坐监狱，可能对自己也算是一个交代。
记者：是不是曾经想过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不太会有人来找你了？
张宏：本来是这么认为的，不然也不会做导游，做这种和国内有密切接触的工作。
记者：为什么肯接受我们采访？
张宏：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对我的采访，对我们的社会，对其他的人有一些正面帮助的话，我完全愿意。我也跟警官讲，我不要请律师，我愿意服法。如果一审判我20年，我不会讲“不”，也不会申请减一天。该还的我来还。我没有自首的勇气，但我有服法的准备。
记者：上海民警来抓你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张宏：当时我们正在开会，商量三天后接待中国来的一个团。这时候两位警官进来走到我边上，他们用上海话问我：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吗？你还记得以前做过什么吗？我一听到是上海话，我就知道完结了。
本报记者 潘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