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难免要传话。受人之托，正确无误地传话，这是带信，属尽义务之举。无人托你，你却主动传话，情况就较复杂。历史上有两类传话人，他们完全不同的传话，结果大相径庭。

　　负荆请罪的典故家喻户晓，蔺相如忍辱负重的高风亮节和廉颇勇于改过的美德千古传诵，但千百年来，人们似乎都忘记了在将相和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一个传话人。尽管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根本没有写这么一个人的存在，更不用说交代此人姓甚名谁了；但必定有这样一个传话人，而且他实实在在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试想一下：蔺相如向门客解释他避让廉颇的原因：“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两虎相争，其势不惧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此时廉颇并不在场，古代也没有窃听器可安放，蔺相如的这番话他怎么知道得清清楚楚？可以肯定，有好心人把这段感人肺腑的话原原本本地传给了廉颇。他为什么要传这段话？那必定是规劝这位老革命别再争个人地位的高下了：你看看相如，这位后起之秀是多么宽宏大量，你作为老前辈，还好意思争？难道不脸红？此传话人跟将相双方肯定都熟悉，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绝非引车卖浆者流，我等小小老百姓是要传也传不了这段话的。

　　将相和这段千载佳话，三人缺一不可，但人们只把赞誉送给蔺廉两位，而忘了穿针引线、默默奉献的传话人，显然有失公允。

　　同样是在《史记》里，司马迁还写了另一个传话人，作者同样没有交代此人的尊姓大名，甚至同样没有写此人的出场：楚怀王不听屈原的劝阻，在其小儿子子兰的怂恿下，贸然应邀赴秦国与秦王会谈。结果不出屈原所料，怀王一入秦国即被扣留，最后客死他乡。顷襄王即位后却任用犯了大错的子兰为令尹（最高长官）。屈原由此一再表达了对祸国殃民的子兰的痛恨。“子兰闻之大怒”，便唆使人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一怒而把屈原再次流放到南方荒蛮之地。忧国忧民的诗人报国无门，最后在偏远的流放地选择了自溺。

　　屈原骂子兰，子兰并无顺风耳，何以能听到？当然是“热心人”传过去的。平心而论，这个可恶的传话人所传之话基本属实，他的本意可能只是想拍领导的马屁，把传话作为对领导的献礼，当作升官晋级的阶梯，未必就想置屈原于死地，但客观上，他也是酿制大悲剧、将屈原推向汨罗江的凶手之一。

　　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历来是小人之为，这些人居心叵测，所传之话或移花接木，或添油加酱，或无中生有，用不实之词挑起事端，中伤他人，制造混乱，为君子不屑。这样的小人生活中只是一小撮，更多见到的情况是：一些人所传之话与事实吻合或基本相符，但对此也应作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肯定，关键要看传什么、怎么传。传的内容不同，传的方法不同，结果也就有天壤之别：有的传话功莫大焉，将相和中的传话就是这样；有的传话后果严重，把屈原推向汨罗江的那番传话即是如此。有些人本无恶意，就是以传话为乐，东家长西家短，从不考虑这样传话有无后果。须知：一句话可以使人笑，一句话也可以使人跳，说话是如此，传话也是如此。传话，要本着有利于大局的愿望，要传既有事实依据又有利于团结的话，而绝不能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去传不利于团结的话，即使所传之话跟事实差不离。

　　传话，可要三思而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