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机上飞扬跋扈，同随意插队、乱闯红灯、网络空间的肆意谩骂等，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无视公共秩序、无视他人利益、“任性”行使个体权利。公共文明中“任我行”的通病，值得每个人审视和反思。

　　“谦者，德之柄也；让者，礼之主也。”谦卑和礼貌的道理谁都懂。其实，那些破坏公共文明的人，他们的A面可能是好爸爸好妈妈、好领导好员工，只不过当他们从家庭和单位走入公共空间，冷漠暴躁、素质低下的B面才显露出来。好脾气为什么被关在了家门里？我们并不缺少传统文化和道德的熏陶，也不缺少公共场合的“注意事项”、外出旅游的“文明公约”、网络空间的“言语法则”，所缺少的，是我们思想和灵魂深处对“公共”的认可和敬畏，所以从私德到公德，容易缺少“进化的一环”。季羡林老先生曾在公共汽车上目睹因为拥挤造成的打架事件，不由得感慨“人必自爱而后人爱之”。自爱，指的其实就是在公共空间行使权利时的自重。

　　早在100多年前，梁启超就曾疾呼“公德告急”。在他看来，“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于社会而言，私德可以引领但不能强求，而调处个人与他人社会关系的公德，必须遵循，不容例外。每个人都不做公德的旁观者，我们才可以从容迈过公共文明的门槛。（李斌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