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慈善事业发展最快、影响力最大的城市。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加深对近代以来上海社会的认识，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不无帮助。

　　上海地区的慈善事业可以追溯到明代以前，但那时参与慈善的人数少，没有形成社会规模。鸦片战争后，天灾人祸频仍，由于清政府的社会影响力降低，官方慈善救济无济于事，民间慈善事业在上海发展起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已有善会、善堂等传统慈善机构60余家，同仁辅元堂、普育堂、果育堂等是当时上海具有代表性的善堂。1910年后，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局势动荡，战事不断，灾荒连年，大量难民从周边各省涌入上海，上海人口中外来的灾民、流民、贫民比重大大上升。至1915年，上海总人口超过200万，为开埠之初上海人口的数倍。城市人口问题的凸显，推动了上海慈善业的快速发展。从1912年开始，上海各类慈善组织尤其是民间慈善组织呈快速增长势头，至1936年达200多家，占当时全国各类慈善组织的三分之一。

　　上海慈善业快速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民初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上海开埠后租界的设立，20世纪初的“实业救国”思潮和辛亥革命后对民族工业的鼓励，使上海成为中国民族资本最集中的地方，成为当时中国的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巨大的社会财富，为上海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民国时期在上海举办慈善事业的慈善家，几乎都是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资本家和商人。他们大多有感于民族多难、民众百无聊赖，以救济民生为己任，积极呼吁、倡导、策划、推动各种社会慈善事业。

　　上海是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中心。开埠后的上海在“欧风美雨”的浸染下，西方慈善思想通过教会慈善事业、西学报刊等渠道传入，使上海慈善业从理念、组织形式到内容由传统向近代转变。西方“教养并重”的慈善理念对于中国传统的施衣、施米、施材、施粥等消极治标的救济慈善发生了积极影响。慈善救济观的核心由传统的“仁”、“爱”转为“权利”和“责任”，救济手段由“施”、“养”转为“培养自立”，“以教代养”。上海慈善业在传统的“输血式”物质救济的同时，开始出现“造血式”的文化和技能培训。当时上海既有针对贫苦儿童的慈善教育，如上海孤儿院、广慈苦儿院、上海贫儿教养院、新普育堂孤儿院等都是有影响的儿童慈善教养机构，又有针对成年人的慈善职业教育，使贫苦的社会下层人掌握近代化社会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还有针对社会问题群体的慈善教育，如贫民习艺所、淞沪残废乞丐游民教养院、乞丐教养院等。

　　在上海近现代慈善业的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慈善机构和有影响的慈善家。实业家、书画家王一亭，是近代上海许多重要慈善团体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他从19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组织书画助赈，惠及上海及周边各省。他参与组织创办的著名慈善组织有上海慈善团、普济善会、中国救济妇孺总会、中国济生会、中国红十字会等。上海著名绅商、慈善家朱葆三不仅积极为全国的水旱灾害举办义赈，同时也是沪上很多慈善组织的创办者，著名的有佛教慈悲义赈会、中华慈善团全国联合会、浦东医院、上海时疫医院、商界难民收容所等。经元善、李平书、聂云台、虞洽卿、陆伯鸿、曾铸、沈缦云、沈敦和等都是近代以来上海有影响的慈善家。他们为上海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维护当时社会稳定，推进上海慈善公益事业的近代化进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今天的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异依然存在。如何发扬上海近代以来慈善业的光荣传统，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壮大社会慈善事业，为促进社会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是我们这座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