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青铜剑的持有人鲁先生委托本市某文物销售公司对所持青铜剑检测。4月30日，该文物销售公司作出检测报告，结论为：“此样品成分与春秋、战国、汉代时期同类器物数据成分有差距，氧化铜过低、氧化锡过高、氧化铅偏低，与近现代同类物件数据符合较好。”5月14日，鲁先生又委托另一家投资管理公司对这把青铜剑鉴定检测。一周后，这家公司给了鲁先生一份某文物检测鉴定研究院出具的检测报告，检测结论为：“本次测试采用粒子诱发X射线荧光分析，样品成分为铜、锡、铅合金，与隋唐时期同类器物数据符合较好。”

　　5月27日，鲁先生再次委托本市某检测技术公司对这把青铜剑检测，交付检测费3000元。该公司于当日出具检测报告，结论为：“经检测样品表面数据成分与现代同类型仿制器物表面数据成分相近。”

　　之后，鲁先生对最先委托的文物销售公司的检测结论不满，于去年7月向本市某基层法院起诉，要求文物销售公司支付赔偿金、误工费等4.35万元。该案审理期间，法院审判人员会同鲁先生和文物销售公司代理人一同到本市某博物馆，就涉案青铜剑相关问题求证，该博物馆接待人员对鲁先生所持青铜剑的年代问题阐述了个人见解，但没有在笔录上签名。随后，鲁先生与文物销售公司达成和解协议，文物销售公司支付鲁先生1.2万元。

　　与文物销售公司的纠纷解决后，鲁先生又与出具第三份检测报告的检测技术公司交涉。8月29日，检测技术公司向鲁先生出具说明，承诺若鲁先生的青铜剑经国家权威部门复检，结果为到代真品，则向鲁先生双倍返还检测费。据此，鲁先生于去年10月向长宁区法院起诉，认为其持有的青铜剑经博物馆专家鉴定为战国时期器物，检测技术公司应双倍返还检测费并赔偿误工费等相关损失。

　　经两次公开开庭审理，长宁区法院于近日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鲁先生的诉讼请求。法庭认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是被告出具的一份说明。根据该份说明，原告实现诉讼目的的前提条件是能够提供国家权威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证实涉案青铜剑是战国时期的真品。然而原告提供的笔录，无论从形式要件还是从实质要件看，都不含有通常鉴定书应当具备的内容，该份笔录不是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书，不能作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的依据。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