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国人的衣食住行都得到了很大提高。2005年我第一次分到了住房。凭着我1962年参加工作的工龄和职务的晋升，不知不觉我竟按照“老干部”标准分到了自己三室一厅的新房，要知道当时全体委司局级分房排名我能排列第十七名呢。后来孩子一结婚又搬出去住了，因此我就多出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想不到过去都是大作家、大干部才能拥有的书房，这年代我也梦想成真了，后来又经两次搬迁，但这“苹花书屋”总能保留下来。

　　当时我决定郑重对待我来之不易的书屋，我有着在河南黄泛区农场园艺场十年的农工经历，考虑再三，我就把书房命名“苹花书屋”，以纪念我于青涩年华投身黄泛区十年的知青岁月。分房前我早就和我的老朋友、大作家、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之一李准商量给书屋取个名，也请他首先泼墨挥毫——咱也学着挂个匾啥的。

　　李准是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下放河南西华县黄泛区农场时的老朋友了。他原创的电影《李双双》《老兵新传》《大河奔流》等近二十部影片在国内外产生不小影响。他在“文革”中被迫下放到离我劳动农场十几里的小李庄，真正住进了“牛棚”，因为一半是他的住房，另一半就是牲口棚呀。我去看过他，当时正逢六月天，他穿个粗布大裤头，肩上搭个灰白难分的擦汗毛巾，头上还戴着个旧草帽。加上他一口地地道道的河南话，正忙着给牛马等队里大牲口拌草料，像个本地十足的饲养员。他十分欢迎我这个小友的突然到来，真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了。他招待我吃了粗茶淡饭，后来他还应我之邀来我劳动的苹果园看望我。当时我正在果园喷打从德国进口的“1059”农药，我们四个喷药手都在烈日下高举丈余喷枪干了几个小时了；浑身汗如雨下，这种剧毒农药（据说现在已禁用在果树上）别说是噬吸果叶如命的红蜘蛛克星，就连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知青也是被药水加上毒日头八小时下来都搞得个个脸色青白，四肢乏力，个个都是越来越吃力地挥动着和不断拖拉着越来越沉重的喷枪和连着拖拉机大药箱长长的橡胶管了。李准看着我这样的北京“洋学生”和“高干子弟”能吃如此大苦，能耐如此艰辛，似乎比他在牛棚还艰苦。忙从果园树下刚挑来的“特供保健品”——绿豆红糖水铁桶里，舀了满大粗瓷碗汤水捧到浑身上下已分不清是汗水还是药水的我面前：“小万同志，你们都歇一会再打吧！喝碗绿豆茶，解解暑消消毒气……”写到这里，看客也许就明白了李准以魏碑字体为我手书的“苹花书屋”之来历了。

　　及至后来，韩美林、吴祖光、范曾、王成喜和崔如琢等诸多的书画名家知其根源后也纷纷为我小屋题写“苹花书屋”了。这些书法墨宝让我诚惶诚恐，受宠若惊，倍加珍爱。中国书协主席沈鹏还特加过一段题跋：“伯翱同志1962年下乡务农，昼夜操劳于果园，怀其十年青春磨砺，故称其书房名也！”

　　实际上，当年我们这些知青每年从早春二三月春耕乍暖还寒、果花和叶都没出来时，就开始喷打第一遍石灰水加硫酸铜对果树上害虫卵和病毒的铲除剂了。到金风骤起采完果后最后一遍的“波尔多”果药保叶剂，这样的艰苦喷打药一年下来总共有十多次之多。另外对果树的施肥浇水、除草和采收，到冬季大田农工都封仓休工或干些室内轻松的选种修整农具等活了。园艺工却要变农闲为农忙，顶风冒雪手握铁剪钢锯，登上丈余台梯空中作业，真正感觉是“广阔天地”的主人了。我们踏进冰天雪地，穿梭在果林中央主干道上，不时高唱着：“北风吹，雪花飘，园艺工人爬树梢。为了明年花和果，今冬不怕苦和劳……”

　　啊！苹花，那是每年四月份苹果树花开似海洋，蜂来蝶往的最美季节——我无法忘却的知青岁月，你至今依然让我苦乐交融梦魂萦绕在农垦广阔天地里……（此文为《我看红墙内外》代跋，书系“夜光杯文丛·个人专辑”，已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