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请你为我，骄傲鼓掌。今天我，想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我要让这世界为我激荡。”21岁的夏天，反复吟唱过的歌词，如今仍能背出这最后慷慨的几句。

　　新闻里说，过几天新老“好男儿”要会师总决赛，同场再唱这首《年轻的战场》。新闻里还说，当年的亚军宋晓波已经淡出演艺圈，结婚生子。看着他微微发福的照片，我有点难过。那个夏天的记忆有点遥远，已大多被风吹散了，没了踪迹。只还记得，结束实习的那个晚上，走出东视大楼的晚风。我跟最要好的小伙伴说：“我们还会再相见的。”

　　她也没有被电视台留下来。但大概我们都很执拗，最终我做了晚报电视条线的记者，她做了一个独立的电视制片人。再见到时，聊起那晚的夜色，我们都笑了，就好像歌里唱的，“我的梦想，在每个失败的时候，迎来祝福目光”。

　　其实，当年我们只是失去了一个留用的机会，而已。比如跟我的健身教练相比。他告诉我他还不满20岁，笑得一脸阳光从没有烦恼的模样。他还告诉我他只读完小学，有点不好意思，但又很骄傲地拿出手机来，给我看他哥哥的照片。那个男孩捧着奖状笑得比他自信，放大奖状，约摸是在一所不错的大学，得了英语演讲比赛的季军。其实也算不得什么，但我的健身教练眼里满满都是幸福，好像他从来没有计较过为哥哥所作的牺牲，好像因贫辍学只是寻常。

　　想起来早些年，央视在六一节期间采访各地孩子，问他们最想要的礼物是什么。有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也有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余华在《兄弟》的后记里写道，“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要四十年就经历了。”但更叫人难过的是，即便同时代的中国人，亦生活在巨大的甚至极端的差距里。总想着，对那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白球鞋，应该不会像那个北京男孩想要得到波音飞机那样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