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少卿先生是名重一时的戏曲评论家，他的名篇《现代四大名旦之比较》对梅程荀尚作精确评价，被行内尊奉为典范之作。作为京剧教育家，他曾为孟小冬执教鞭，创办电台京剧课堂。有幸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先生寄居建国西路懿园我干外公王尔藩先生家里，持续给干外婆朱雅南女士说戏调嗓，我在旁亦受到熏陶。

　　我称这位干外婆为“红红阿婆”。她年轻时在天津皮黄歌场很红，出嫁后因我干外公是大中银行总理，就不再抛头露面。苏公公身躯高大，说话有膛音，拉琴的手音特别饱满。他们的戏我听得多就会哼了，苏公公称赞说“这小子有耳音”，就把我叫到面前耳提面命。为了“掰”嘴里的字，他不时用手指或者筷子在我唇牙之间比试，告以张嘴的幅度，如何切音圈字，《洪洋洞》里“为国家”三个字就搞了半天。我想不就是那么几个音符么，何必这样繁难？于是就“逃学”了。如今回想起来，当时苏公公是按照正规的方法，想好好教我的，真后悔由于自己的无知，失去了这个机会。

　　1956年苏先生离沪赴中国戏曲研究院工作，从此有固定的薪水了。他在研究院教授京剧音韵学呆了8年，其间回沪探亲还是住我干外公家。直到1964年退休回沪，开始我还能够见到他。此时我已经有点懂事了，常听他津津乐道在京观摩经历。记得介绍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说上海的《智取威虎山》比北京的《智擒惯匪座山雕》好。而同样是《杜鹃山》，宁夏新秀李丽芳、李鸣盛居然不亚于北京名家赵燕侠、裘盛戎、马连良，后生可畏呀。他的兴趣很广泛，对南腔北调许多剧种都能说出道道，而且关注的目光不限于戏剧。懿园44号经常高朋满座，来宾多数是工商界遗老，他们之间聚谈的经济、政治、文化话题，苏公公都能对应如流。在我的记忆碎片中，有一个镜头是溥仪《我的前半生》新书出来，大人们争相传阅议论。还有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苏公公高谈阔论美苏军备竞争，说是赫鲁晓夫自称苏联核弹头“绰绰有余”云云。

　　昔苏辙求学，与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而我因幼时偶然得以面聆苏少卿先生的教诲，居然奠定了一生的文化取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福建戏校来上海招生，我想去报考，家母阻拦。这场争执让苏公公听见了，他先是帮着家母说话，然后对我说：你可以边读书、边学戏，做个票友呀。他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告诉我说，不妨把读书和学戏结合起来，将来可以去做文艺记者、写评论，甚至可当编剧，这不照样是玩京剧吗。于是我答应继续认真就读正规学校，父母则邀请苏公公的学生关松安先生来家，让我业余学戏。后来我去吉林插队落户，磕磕碰碰间，一有机会就求师访贤，研习京剧，还被剧团招去，有过几年粉墨经历。再后来我果然做了新民晚报的文艺记者，又搞评论、编剧本，不由自主地走上了苏公公当年所指明的道路。少卿先生冥冥中有灵乎？不禁感慨系之！

　　苏公公常年靠教戏和写稿谋生，可是到了上世纪中叶活动空间越来越小，生活拮据。拿冬天的衣着来说，我发现他除了那件马连良相赠的毛领大衣以外，几乎再也没有稍微体面一点的“行头”了。1966年懿园房子被抄被占，从此我再也没见过苏公公。我在东北期间曾经写信问他的下落，得知他住到浦东东沟的一个农舍里，后来又接家母信说“红红阿婆”来报丧：苏公公在这座农舍里病逝了。

　　（节选自《苏少卿戏曲春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