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底预演，去年初首演，今年中再演……话剧《老大》在经过不下三次的调整后，挟去年底获第21届曹禺剧本奖之势，日前再度公演于京沪两地，激起热评。

　　中国式写意与西方式魔幻

　　以船老大冯国良时而清醒、时而痴狂的言行为主线，《老大》的剧情在时而现实、时而梦幻的舞台上展开，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东海之滨跨越和穿越，其焦点正是老大和他所要找回的大黄鱼。于是，他和它，便都不是寻常的、现实意义上的人和物了。对此，编剧喻荣军直截了当地阐释道：“冯国良是一个象征，大黄鱼也是一个象征。”导演查明哲不仅有同感，更将其合二为一，归结为一条“风雨沧海中之追梦孤舟”，他将“孤舟”做了演出的“形象种子”，因其“象征性地概括了全剧的思想立意和艺术表现”。之所以选择写意与魔幻交织的风格，概因其能更有效地催人反思。按理，这个剧本是编剧去舟山采风后所创，采用现实主义风格可谓顺理成章；但编剧可能担心过于直接地演绎真实，会令观众沉浸于或新异、或感动的故事中，反而难以达到使人反思的目的。换句话说，他担心观众像剧中除老大之外的老渔民们，当面临“鱼没了”、“海脏了”，除了叹息与等待，并不做出任何反省及行动；而他们的后代却都纷纷行动起来，干起了卖海滩、炸灯塔的事，干起了当他们变老后也许会反思的事了——这更不是编剧所希望的。文学和艺术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表达真善美，而是激发人们的反思力；话剧因其特质，更应担当先锋和主力。 

　　不过，读了剧本，看了演出，感觉《老大》编与导的风格共识虽然得到贯彻；但两者的深微之别，在舞台呈现时出现了强弱之分。确有少数评论家敏感地察觉出黄佐临“写意戏剧”的蛛丝马迹，但大多数人并未感到。原来是编剧所偏爱的写意诗化，被导演一贯的“残酷戏剧”压在了下风，“田园将芜”的淡淡悲凉和“胡不归”的轻轻咏叹，被导演调动下的演员的大动大吼、舞美的大雨大浪压得图景暗淡、声息微弱。

　　来自于真实与来自于观念 

　　真实与观念之间的距离，究竟多少？人类大致用两种方法去衡量、去联系——一是科学，也可以是文学艺术。科学家追求的，首先是真实，然后形成对真实的观念，从而影响和改造真实；后者常常反其道而行。科学家探寻的是物质世界的真实，而文艺家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真实。文艺家要影响和改造的，是人的灵魂。 

　　因此，文艺创作当然要贴近真实，但其观念、方法和呈现却不一定要贴近真实，而是大可以贴近想象，包括使用诗化、象征、魔幻等等以及它们的混合。写意也好，魔幻也罢，话剧《老大》的编导充分行使了这个特权，共同以真实与非真实、现实与超现实的风格，实现了话剧的本质——催人反思。 

　　不过于真实，反而更近于真实。但在话剧界，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非现实主义创作被长期覆盖，显得暗淡而微弱。以至于仍有评论认为，《老大》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是“大胆借鉴了现代主义”手法的现实主义作品，是“中国版的《老人与海》”。此论过于直观，似是而非。从主题上看，两剧虽都兼有现实与现代主义特征，但时代不同、立意迥异，“老人”代表着人类与自然相冲突时所展现的不屈意志，表达出征服自然、将大自然“人属化”的思想；“老大”则代表着人类与自然达成和解的向往，表达出“物我相融、天人合一”的思想。简言之，“老人”为征服意志，“老大”为和谐精神，两者在哲学上是反向的。从创作手法看，《老人与海》被公认为现实主义杰作，但因其高扬得超乎寻常的理想而带有了象征主义等现代派色彩；《老大》则是主动运用象征主义手法，从理想和观念出发构筑人物和故事。由此可见，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并不矛盾，它们看似反向而行，但只要承认真正的文学艺术都是“人学”，它们则是殊途同归，甚至最终能够形成一个整圆。 

　　有评论称，《老大》是一部当下罕见的拥有“理性之光”的原创话剧。确实，在当代剧坛，搞笑、景观、悬疑剧扎堆，所谓生活哲理剧、心灵鸡汤剧、疗伤按摩剧“横行”——号称能给人以“启迪”、“反思”，但每每观罢，每每脑空。 

　　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话剧人，要看到人的知识与理智，虽总是超过以往，但总是需要引领；要知道理性正是当代社会之急需，用理性遏制感性泛滥、用理想替代欲望横飞，话剧不但责无旁贷，更应首当其冲；要听到文本的理性化，是人们、是当前和未来对话剧发出的无声的呼唤。